1820年，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亚洲后来的衰落要归因于它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而世界经济发展是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驱动的。
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收入水平而言，亚洲是全球最贫穷的大洲，除了人口众多外，其它发展因素都处于边缘地位。衡量发展的社会指标显示，亚洲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最糟糕的，由此体现了其欠发达的状况。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曾在其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中表达了对亚洲经济前景深深的悲观，而这种态度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中，亚洲在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据我对联合国数据的分析，到2016年，亚洲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30%，生产额占世界制造业的40%，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其人均收入则趋近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种转型在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是不均等的。即使如此，想要预测亚洲经济发展仍需要疯狂的想象力。亚洲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转型，这是史无前例的。我的新书《复兴的亚洲》（Resurgent Asia）探讨了这一显著变化。
考虑到亚洲大陆的面积与多样性，我们不能笼统地看待这一地区。因此，在研究中，我将亚洲划分为四个子地区——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并进一步选定14个经济体。这14个经济体分别是：东亚的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南亚的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和西亚的土耳其。这些经济体的人口数和收入额分别占亚洲人口和总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日本不在研究范围内，因为它属于亚洲的一个高收入国家，在5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必须认识到亚洲的多样性。各个国家的地理面积、历史渊源、殖民地遗产、民族主义运动、原始条件、自然资源、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和政治制度都存在明显差异。久而久之，各国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和经济的开放程度也会有很大差异。
亚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同，从专制政权或寡头政权到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从共产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家的发展也有所不同。由于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或者灵丹妙药，各国有很多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绝对贫困现象依然存在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仍存在共同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带动地区发展。亚洲的总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惊人，远超全球其他地方。
潜在的影响因素包括投资和储蓄率的上涨，以及教育的普及。经济增长由快速的工业化驱动，通常由出口驱动，与产出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相关。同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经济政策也提供了大力支持，不同时间不同行业的政策都是有所区别的。
人均收入的增加改变了衡量发展的社会指标，因为各地的文化水平和预期寿命都在提高。同时，绝对贫困也大大减少了。但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尽管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绝对贫困现象仍然很严重，与1984年至2012年间急剧减少的贫困一样，令人瞠目。
要不是不平等状况加剧，就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减贫。除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各个经济体，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都在增加。然而，亚洲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1970年和2016年，亚洲最富裕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的比率超过100:1。
政府的作用
经济开放政策在亚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主动与世界经济实现战略整合，而不是被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例如，对出口商品采取自由的贸易政策，而对进口商品采取限制性贸易政策。根据国家发展目标，调整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尽管经济开放对成功实现工业化来说是必需的，但只有结合产业政策才能够推动工业化发展。
在亚洲半个世纪的经济转型中，政府既是领导者也是推动者、支持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并随时间进行适当调整，实现二者平衡，以此来管理二者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
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逐渐协调了各部门的政策，实施奖惩政策来执行其计划，在短短50年里成为了工业化经济体。中国成功借鉴了这些发展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二十年后，越南也走上了同样的发展道路。由于两国都有强大的一党共产主义政府，可以协调并实施政策。
亚洲其他经济体不可能复制它们的成功。但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等国家也确实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政策安排，尽管这些措施比较低效。在其中一些国家，政治民主制的制衡起了重要作用，使政府更加重视发展和民生。
亚洲的崛起意味着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开始转变，西方的政治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世界发展的未来既取决于亚洲利用机遇和迎接挑战的方式，也取决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进展。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50年左右（殖民统治结束后一个世纪），亚洲将占据全球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人口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到那时，亚洲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在5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曾在1820年实现过。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The Conversation》联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