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的生产过剩危机
同任何成规模的经济现象一样，大幅下调的煤价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不过笔者还是试图用一个尽可能简洁明了的框架来加以解释。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的长周期、经济政策的反周期行为和供需两侧的外来触发因素这三条，乃是近期煤价大跌的关键所在，也是解读未来煤价走势与决策煤炭市场操作的紧要之处。
作为大宗商品，动力煤价格取决于供需状况，这是表面的情况，在经济增速放缓、电力需求不足、煤炭价格下滑的背后，在一轮行市波动的背后，经济周期在起着作用。
坦率地讲，经济周期从统计规律上看是客观存在的：自从1825年7月英国爆发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这种经济危机已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作为一个客观规律，只要不牵涉重大的结构性转变，“长周期”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失为一个选项。
然则，经济周期在很多时候也随着对“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批判而被许多人忘了个干净。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应该说，在最初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是在为过去的短缺落后补课；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转型阶段。因此，在持续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的中国经济中周期波动被掩盖了。但到了中国GDP规模扩张到了全球第二大之后，仍旧认为中国是个刀枪不入金刚不坏的经济体，可以对周期率产生免疫，那就非但是自大，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盲目。
看看从沿海港口到煤炭产区、从电厂仓库到车站码头堆积如山的存煤量，就应当意识到这是一场经典的生产过剩危机。再看看各地高企的住宅空置率和纷纷“检修”的钢厂高炉以及阴霾不散的欧债危机和低迷不振的美国经济，就会让人产生中国经济这一轮“长周期”是否已进入尾声的担忧，甚至让人担忧是危机首次降临中国的前奏。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耗的70%，其需求变化是比石油更为可靠的经济晴雨表。
“黄金十年”透支长期经济潜力
周期率一旦起作用，其效果是非常残酷的，只要看看1929年那次大危机的后果就知道了。不过，很多声音会说这样的观点是危言耸听，而且这些声音还会强调中国经济与典型的西方经济不同，中国在政府主导下能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那么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打破周期率的魔咒呢？
从人均GDP和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似乎只有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之后，才值得讨论长周期是否结束的问题。然而长周期潜力的持续发挥，应以结构性矛盾被排除，货币财政税收等公共政策保持平衡为前提。如同物理学不提供永动机一样，经济学里也没有无限的长周期。明智的经济政策应当是未雨绸缪，通过建立公平合理并且奖励高效回报创新的法律政策环境促进增长，并在增长中以各种调控措施维护结构平衡，从而创造良性循环机制，使经济周期得以最大限度地延长。数十年一遇的“人口红利”、数百年一遇的城市化和可遇不可求的全球化三大有利因素的重合，在正常状况下，中国经济应当有长达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而不仅仅是“黄金十年”。
然而，在“流动性盛宴”之下，十年来各级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许多是自相矛盾的。其中的大规模反周期行为从细节上看是极为“丰富”的，但观其大略，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2008年，主要是房地产大干快上和房价地价疯狂上涨。这种只求短期利益不计长期后果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直接后果便是提前透支了长周期提供的经济增长空间。房价高涨的“黑洞效应”大大压缩了国内普通民众的可支配消费力，直接导致内需型经济难以启动。过去十年里，中国出了一大批房地产亿万富翁，大马路大广场及政府办公大楼也比比皆是，却居然没有出一个世界级的时装设计大师，没有出一个世界级的时尚品牌，没有出一个世界级的个人IT产品品牌，坐拥数以亿计人口的消费市场却只是跟在LV和苹果手机后面“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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