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大型或超大型矿床的地质成果在媒体或找矿成果鉴定会上发表。然而，其中大多数储量较低(333)。矿业权市场交易多为地质成果(333)储量。
目前，一些地质成果，只是根据普查结果推断或预测的资源量，向社会公布，发现了“大型或超大型矿床”。这将影响地质工作的社会公信力，甚至可能影响政府的宏观决策。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媒体上，还是在找矿成果鉴定会上，经常有人说自己发现了一个大型甚至超大型矿床。但是，如果仔细看它的储备水平，只有(333)，有的甚至是(333)+(334)？)。与此相适应的是，我国矿业权市场推出的项目大多是该级别资源的探矿权项目。
(333)还是(334)？)资源量只是推断或预测，准确度较低，相当于过去的D+E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3908-200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通则》规定:“在普查区内，利用推断程度，对地表或浅部矿体走向进行工程稀疏控制，沿倾向方向进行工程确认，结合地质背景、矿床成因特征和有效的物化探成果，仍需不受工程间距的限制进行普查。(334?)即“在预调查区，通过综合各方面的数据分析、研究和极少量的工程控制，并与已知矿床进行类比，得出数据充分的资源量估算值。所有参数都是假设的，它们是潜在的矿产资源，具有未确定的经济意义。"
因此，(333)和(334)？)资源量的准确性其实很低。如果按照一般勘探原则附录中SD精度与地质可靠性关系的应用图判断，(333)资源量的精度为15%-30%，(334？)资源量的准确率在2% ~ 10%。把这种低精度的资源换成我们以前所说的大型(储量)或超大型(储量)矿床，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一种误解。
利用低精度资源发布地质成果，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找矿风险，同时也容易让政府或公众产生中国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错觉。
这种现象至少在两个方面会对地质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第一，会影响地质工作的社会公信力。他说，近两年社会资本投入超过政府，给活跃蓬勃的地质市场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公众对地质工作关注度的提高。但是，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大众，对于那些类似于(333)和(334？资源量等专业术语及其内涵不太了解，有的甚至不熟悉地质找矿的高风险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由地质工作者颁发并在地质市场上交易的探矿权都是地质工作程度低、成果精度低的，可能会让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让他们觉得地勘单位是在利用技术术语行骗。姚公毅说，有一次一个普通地勘院转让了一个矿权，储量级别是(333)。经过几年的开采，矿主发现矿区储量比地质报告提供的少，于是双方打起了官司。这将大大挫伤社会资本投资地质工作的积极性，也让地质工作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二是会影响政府宏观决策的科学性。上世纪末地质学进入低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表中有大量这样的低水平矿产资源储量。以煤炭资源为例，由于地质学家本身的关系，总资源量超过5万亿吨，探明拥有量超过1万亿吨，这两个关于煤炭资源的天文数字，让几乎所有人都非常看好中国的煤炭资源。因为这个数据表明，中国不会增加1吨的煤炭资源储量，按照当时高需求极限的估算，煤炭资源探明储量足够我们开采500年。在这种情况下，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政府自然会减少对煤炭地质工作的投入，把资金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但事实是，在2003年中国煤炭供应紧张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中国的煤炭资源可采储量并不多。各大煤炭生产企业进入中后期后，找不到新的接替基地，缺乏大中型煤炭生产建设基地进行规划设计，造成“资源丰富但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地质工作者要按照地质技术经济规律和地质勘查规范的要求办事，为国家和投资者提供可靠、经济的地质成果。他建议，根据SD精度，我们可以使用3 ~ 4吨(333)或10 ~ 12吨(334？)将预测的资源量换算成一吨储量，以此来估算预调查或找矿阶段发现的矿床是否达到了潜在的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