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工部3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CPI同比飙升7.9%，再次创下1982年以来最高,后续仍有继续攀升的可能。关于美国此轮通胀的原因，此前有国内权威专家学者提出，美国通胀高企与货币发行无关，而是由供应链问题、能源危机、疫情冲击等因素造成的。

       显然，相对于十多年来在中国流行的“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的货币主义观点，上述观点看到了更复杂的供给冲击影响，但认为“美国通胀与货币无关”也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这一轮欧美通胀之所以愈演愈烈，本质上仍然是长期超发货币滞后影响的结果。

十多年来超发货币如何被吸收

       十年前，人们往往直接套用西方国家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很多人没有看到物价上涨背后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决定机制，尤其是忽视了那一轮中国通胀中CPI决定中的供给因素——主要是猪肉等食品价格波动对CPI指数的严重扰动。一遇到CPI走高，很多人就大谈“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货币超发猛于虎”，马上建议加息和紧缩加准来应对通胀，实际上非但不能解决猪肉供给的问题，还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2011年，笔者在《透视通胀》一书中，就提出“不是所有的货币都影响物价”，“货币如高山流水，从山顶奔流而下，途径江河、汇聚溪流、灌溉农田、最终注入大海。途中各支流的吸收和注入有可能会严重改变上游的来水量。同样的道理，新增货币并非全部注入实体经济，而是要经过资本市场、资产市场、中央银行等多重市场的分流，最终才会注入实体经济对物价产生影响。”

       十年前简单用M2减GDP来判断通胀，问题就出在了没有看到中国是一个商品化程度和资本化程度都正在快速提高的国家，无论是每年高速增长的GDP和社会融资规模，还是正在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都成为吸收超发货币流动性的蓄水池，即使M2常年以两位数增长，最终流向实体经济和消费品的流动性只是一部分。

      从2000年到2021年，中国GDP从10万亿元增长到114.3万亿元，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从刚刚起步到如今超过400万亿人民币的总规模，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超过200万亿元，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吸收了“超量”的人民币，因而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性的物价上涨一般都是由于食品价格扰动，或者是阶段性投资过热引发的。

       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过去十多年在吸纳过剩美元流动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股市总市值一度下跌至2008年底的11.47万亿美元，在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股市2013年底总市值达到24.04万亿美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是33.91万亿美元（2019年底），“无限制”量化宽松以后，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达到48.57万亿美元。

       美国房地产市场在吸收流动性方面也是“功不可没”。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本来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引发的，但在为应对危机而推出的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房地产价格从2012年又开始了一轮新的上涨，全美主要城市平均房价从2012年2月到2021年2月的9年中上涨了78.2%。疫情之后美国开启新的“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国房价上涨的斜率陡然增加，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2月，使用最广泛的美国FHFA房价指数又涨了29%。

       总之，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经济而言，简单地用M2减GDP或M2除以GDP来判断货币流动性超发，却是似是而非的。现代经济与货币流动性吸收离不开各种资产市场的规模变化和风险/收益变化，以及货币、资产市场与实体经济过剩产能的对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