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贸易部部长吉达·威利亚万对媒体表示，印尼的年轻一代将来不会只剩下出卖原煤这一种选择。
业内人士表示，印尼是中国煤炭、镍等矿产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这些矿产资源的进口成本或将上升。同时，深入印尼矿业领域的中国企业面临投资风险和转型压力。
印尼煤炭产业于2011年开始复苏，可惜2012年再次不景气，至今仍然困难重重。
“煤炭产业对印尼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投资者对印尼的煤矿地质条件保持乐观，但对投资条款和监管体系存在的不确定性还有一定担扰。”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合伙人苏启元说，“目前，外界对印尼煤矿投资环境的看法尚不明朗，持观望态度者居多。”
国家安监总局信息研究院（煤炭信息研究院）院长黄盛初表示，为了规避印尼的潜规则，中国最好找一家当地的公司合作。
不仅在印尼，中国煤炭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遭遇类似风险。对此，北京雨仁律师事务所矿产能源部副主任范小强调侃道：“投资有风险，出海需谨慎。”
汇率波动 兖矿惊魂
汇率波动，煤炭企业做不了主，但是汇率风险必须考虑
山东兖矿集团是中国煤炭企业“走出去”较早的一个，其上市公司兖州煤业在2004年全资收购了澳大利亚澳思达煤矿。
接手澳思达煤矿后，兖州煤业采用了综采放顶煤技术，使该矿回采率从50%提高到80%以上，给当地政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2009年，兖州煤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简称兖煤澳洲）以33亿澳元并购了澳大利亚菲利克斯资源公司。业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中国煤炭企业‘走出去’最成功的一次资源并购。”
公开资料显示，并购次年，兖煤澳洲生产原煤1203万吨，生产商品煤876万吨，实现净利润26.64亿元人民币。之后，兖煤澳洲的利润不断增长。
2012年，兖州煤业又以80亿澳元并购了澳大利亚格罗斯特煤炭公司。
然而，2013年以来，兖州煤业的利润并没有大幅度增长。由于煤炭市场疲软，下滑，兖州煤业境外投资的煤矿中停产矿井较多，再加上汇兑损失，亏损非常严重。
据了解，2013年一季度，兖矿集团净利润下滑了77.49%，仅为4.8亿元人民币。为此，兖矿集团采取了减薪、裁员等措施。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兖州煤业曾发布业绩预告，称2013年上半年仍然可以实现约10.2亿元人民币的盈利。
可是，不期而至的澳元贬值，将盈利的预期化为泡影。澳元兑美元的汇率下降，为兖煤澳洲的美元贷款带来了汇兑损失，一个季度的汇兑损失高达32.6亿元人民币。
兖矿集团有关人士表示，在过去3年里，兖州煤业汇兑账面收益曾高达20多亿元人民币。
2009年，兖州煤业收购菲利克斯资源公司，通过兖煤澳洲贷款30亿美元，当时澳元兑美元汇率是0.9，收购完成后汇率升高至1.06，澳元升值使账面赢利超过20亿元人民币。
2013年上半年，澳元兑美元汇率下降到0.89，兖州煤业遂造成30亿元人民币的账面亏损。进入三季度，澳元兑美元汇率升高到0.96，兖州煤业又出现了10亿元人民币的账面赢利。
“汇率波动，煤炭企业做不了主，但是汇率风险必须考虑。”河南神火集团发展部主任说。
据悉，兖州煤业曾考虑更换贷款主体，对兖煤澳洲美元贷款进行重组，以规避汇兑损益风险。
各国货币均会随汇率波动而贬值、升值，每一个“走出去”的企业都面临外币汇兑风险。在这方面，其他行业企业的经验值得借鉴。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陆川曾表示，其防控汇兑风险的主要对策是使融资和电费的货币品种尽可能一致。
跨国投资 风险重重
面临局势动荡、投资政策限制、项目管理、税务、运输、环保等风险
跟兖矿集团一样，中国不少煤炭企业将澳大利亚作为首选的目标投资国，但是一些风险仍不容忽视。
澳大利亚规定，外资收购澳大利亚公司股份超过15%且收购价值超过2.48亿澳元，或者收购境外公司的重大权益，需要经过审批。门槛限额于每年1月1日参考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高级投资总监魏威表示，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如果是国有企业，无论投资金额多少，都必须通过澳大利亚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批。
“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常常面临不善于管理复杂的项目、不善于在复杂的外国税务辖区实施有效的税务规划战略、不了解目标公司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情况、容易受到外国工会的影响等问题。”魏威说。
保利能源公司企业发展部副主任孙长云表示，中国煤炭企业需要高度关注目的国的资源开发政策和外资限制政策。如澳大利亚、蒙古国政府希望与国外资本合作，但都明确表示国外资本要与当地公司合作进行，在初期项目中的投资比率不得超过50%。
另外，俄罗斯、泰国、印度等国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政策，强化了对外资投资的限制。
神华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广军曾明确表示，尽管中国煤炭企业海外发展处于比较良性的状态，但是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如复杂的海外局势等。美国经济复苏及新能源和气候因素变化，对煤炭开发带来了影响，中国煤炭企业海外开发具有一些不确定性。
中国煤炭企业海外开发，整体是比较理想的，但面临政府管理、政策保护、企业管理、市场竞争、社会环境、项目管理六方面风险。
目前，中国缺乏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战略，这将导致企业盲目跨国投资，产生战略风险。另外，中国在投资审批方面比较严格，但尚无有效的事后监管措施，以致有些企业财务管理混乱，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河南神火集团发展部主任表示，语言文化的差异导致价值观、经营方法不同，这将为企业管理带来风险。
中煤建设安装集团在蒙古国承担了选煤厂项目。在吊装SK803塔架时，由于体积大、重量大，需要一台200吨吊车，但当时蒙古国仅有的一台200吨吊车1个月以后才能调用。项目部建议利用现有的80吨吊车和70吨吊车共同抬吊。
为了证明这一建议安全可行，项目部的技术人员反反复复折腾了七八天，外国技术专家才同意在审批单上签字。
范小强说，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习俗、法律间的差异和沟通障碍会在项目整合和运行过程中逐步暴露积累，如不及时剖析、化解，将直接转化为法律风险。
另外，煤炭项目施工和煤炭消费会对植被、野生动物等产生影响，建议海外开发煤炭时防范环保风险。
运输风险也不得不防。“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尼、蒙古国都不同程度存在运输条件差、运力不足的问题，开发这些地区的同时应同步提高运输能力，否则运输将成为矿区开发的瓶颈。”李朝林说。
范小强提醒，中国企业曾吃过税务风险的亏。2012年，中海油服在挪威的子公司COSL Drilling Europe AS（后更名为CDE）收到当地税务机关的通知，要求该公司缴纳约7.8亿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8.7亿元）的额外税项及罚款。上述税款涉及CDE某些子公司在2006年和2007年的经营活动，而中海油服是在2008年9月收购CDE的。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选择国内咨询机构作为海外煤炭项目总顾问，组织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构成项目咨询团队。
中方想尽快推进项目，澳方却“不着急”，中煤进出口公司澳大利亚中煤资源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发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按当地政策办。不符合中方利益的，按照市场规则，争取最大的利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煤炭企业海外开发必须在政策研判方面做足功课，坚持企业自身调查与专业机构调查相结合，并购前必须摸清目标企业和国家的情况。”范小强说。
有的企业一上来就问：“我们可以控股吗？”对此，范小强表示，如果目标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只是想引资提高产能，不可能有转让控股权的意思。控股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资源锁定和权益保障的手段。如果控股不是必需的，可以考虑先参股，或者先合作，输出技术，逐步控股。
据张广军介绍，从大型跨国煤炭公司参与海外煤炭开发的方式和战略来看，他们非常注重资本运作和跨国并购，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大和发展；重视对优势资源的控制和占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地区布局的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多元化，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注重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延伸企业的经营产业链；注重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保障。
目前，正是中国煤炭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孙长云建议，组建海外投资企业联盟。在考察目标国家时，应综合考虑政治局势、经济和人文环境、相关的投资政策与法律等因素。在国际化竞争背景下，要置身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的高度，选择对中国有较大影响和综合竞争力强的国家进行海外煤炭资源开发或企业并购。
“中国煤炭企业应关注自身业务，通过业务重组和联合，快速降低成本，改善现金流。”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公司总监徐钢说。
“选择国内咨询机构作为海外煤炭项目总顾问，组织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构成项目咨询团队，是海外煤炭开发项目成功的关键。”黄盛初说，重视培养国际化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流利讲英语或该国语言，同样是海外煤炭开发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魏威认同上述观点。“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是海外投资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要选择有信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投资前，要对项目进行分析和可行性研究，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录用有经验的专业经理。”魏威说。
欧瑞创新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李腾飞表示，煤炭等矿业投资需要有当地的合伙人或合作伙伴，管理层最好具有国际化背景，并且在投资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于煤炭等矿业投资来说，需要和投资地区的政府与监管机构建立联系，并保持充分的沟通。
“中国煤炭企业应重视原住民问题，为当地发展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帮助当地建设学校，雇用职工本土化，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黄盛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