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开腔”从街道不放垃圾桶，谈到日本国民“不麻烦他人”的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但一个良好的社会，除了国民自觉，还应有与国民的公民意识互相匹配的社会管理。

政府推动垃圾分类

尾濑国立公园发起的“将垃圾带回家运动”，很快就推广到全日本，而这项运动正好契合了日本政府垃圾治理的“5R对策”，即Refuse(拒绝垃圾)、Reduce(减少垃圾)、Reuse(再使用)、Repair(修复再使用)、Recycle(回收再利用)。将垃圾带回家，不仅是为了Refuse，而且有可能督促国家Reduce，或者Recycle。

“5R对策”的关键是垃圾分类，国民分类收集，政府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一般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及资源垃圾(金属、纸张、玻璃)等三大类。居民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用标准的垃圾袋摆放在固定的地点。政府的垃圾清理车会沿居民区收集垃圾，然后直接运往垃圾处理厂。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城市居民密集，不适合修建大量的垃圾站，因此，日本人一般是把垃圾直接从家里送到垃圾清理车，清理车又很快将垃圾送到处理厂，垃圾“中转”的过程非常短。这样既节省了建垃圾站的地皮，又避免了垃圾因腐烂发出异味，保护了居民区的环境，所以，政府的“5R对策”得到国民的大力支持。

垃圾处理厂根据不同的种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资源垃圾可以循环再利用，可燃垃圾燃烧后可作为肥料，而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东京一处新兴的综合休闲娱乐区，就有一部分是用垃圾在东京湾里填出来的。

日本的垃圾厂，厂房漂亮，厂内像公园一样种满鲜花和绿草，鲜花和绿草用垃圾肥料培育，最主要的是，焚烧垃圾时烟囱不冒黑烟。这样既安全又具有高颜值的垃圾处理厂，当然不会受到居民的排斥。所以，通常意义上的“邻避效应”，不是指居民没有公民意识，而是政府的工作不到位，缺乏说服力。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居民先天就具有自觉性。这就需要常识教育。日本的儿童从小就要学习正确处理垃圾的方法。对日本人来说，不会处理垃圾就无法在日本生活。对于不按规定处理垃圾的人，日本的法律相对宽松，一般都是由政府派人上门拜访、说服。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政府也不是罚款了事，这时媒体就充当公共利益守护人的角色了。日本有家电视台，专门在全国寻找不处理垃圾的人，然后由节目主持人与他们接触，帮助他们一同处理垃圾。据说，这节目的收视率还很高。

我们深圳也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晶报昨天报道，据深圳市城管局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改稿草稿)》，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拟最高罚200元，但愿能有效果吧。

政府也应“不麻烦国民”

在日本的垃圾治理中，国民“把垃圾带回家”，是“不麻烦他人”;政府将垃圾车送到小区，将垃圾处理厂建得像公园，是政府“不麻烦国民”。正是这两个“不麻烦”的良好互动，使垃圾治理取得较好成效。

而政府“不麻烦国民”的显著表现，是财政上的公开透明。市政管理费用来源于国民的纳税，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日本一些城市的政府一般都会定期给各个家庭邮寄“市报”，从市长收入、市政府公务员工资，到各公共设施维护，费用收支计算得清清楚楚。居民知道公务员拿着工资没有偷懒，没有贪污税金，就会产生共同体意识，就会尽其所能保护共同体的环境，具体到垃圾处理，当然会支持和配合政府了。

不仅是垃圾治理，在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日本人都遵循这两个“不麻烦”。今年国庆假期，中国游客又涌入日本开启购买模式，过去是买马桶盖，现在是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甚至连感冒药、止疼药都买。以至于有网友调侃：没想到吧，日本人现在攻击中国的方式竟然是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一流服务。

调侃的背后，体现着两国在工业制造能力上的差距。据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介绍，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日本人意识到，要维持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日本正是以这种深刻认识和进取精神，牢牢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位，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公司和品牌，其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精益求精，享誉全球。日本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更不可能有假冒伪劣，同样的产品各地价格也相差不多，顾客尽可放心购物。

政府对企业，既不会在财政上给予多大帮助，也不会按计划经济那一套过多干涉。比如对文化产业这一块，政府的责任只是尽力保护知识产权，并不会干涉其它。

国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政府知道自己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这就是日本社会管理中两个“不麻烦”的精髓所在。

生于忧患死于狂妄

在社会管理和公民意识上与日本的差距，让一部分国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于是就在反向刺激下，想尽办法寻找一些值得骄傲的理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