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对污染场地进行修复?这个问题在我国有着较为广泛的争议：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Janet Curri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Michael Greenstone)、麻省理工学院(Enrico Moretti)的三位经济学家在2011年从污染场地修复对婴儿健康的益处的独特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研究了美国佛罗里达、密西根、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州1989-2003年间居住在距离154个超级基金场地5公里范围内的单胎生育母亲，采用“差异中的差异(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的方法，比较修复前后居住在离场地2000米以内和2000-5000米的分娩结果，其中怀孕时间须在修复启动前4年和完成后4年之间，共有621409个分娩，发现那些接近场地的分娩在修复前出现先天畸形的风险会增加20-25%。

大约83%的超级基金场地需要进行地下水修复，78%需要修复土壤，32%需要修复底泥，11%需要修复污泥。在这些场地中的污染物包括苯、重金属(77%的场地)、多环芳香烃、挥发性有机物(78%的场地)和三氯乙烯，超过一半的场地同时存在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半挥发性有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