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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走出去:从“呛声”到“和声”

    孙勤在此次采访中表示,“与其给外国人当伙计,不如我们中国人自己牵头干”,“中国核工业的"饭碗"什么时候都要端在自己手上” 。

    两年前,中国两家核电企业各自组成财团竞购英国同一个核电项目,最终被国资委召回。中国核电企业在国外互相厮杀,一度被认为是“缺乏统一部署”“诸侯割据”。

    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改变。

    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当天,3月3日,中国核工业集团(下称“中核”)官方网站发布了中核董事长孙勤与媒体的对话。孙勤说,中国核电在国际市场上面对的都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要想“与狼共舞”,就需要联合起来“走西口”。

    就像记者此前报道的一样,孙勤称,由中核和中国广核集团(下称“中广核”)联手打造的“华龙一号”肩负着核电“走出去”的重任。而在技术融合上,两家集团已经在年初的专家会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核电“走出去”就是用“华龙一号”一个声音说话。

    这一表态得到了另一家重量级核电企业中广核的遥相呼应,其董事长贺禹在两会提案即为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国门。

    两大核电巨头在国外市场竞争中时有分歧,而这一次,它们有望从此前的互相“呛声”转变为“和声”。中核一位内部人士对记者说,现在“(中核)终于想通了”。

    终结“诸侯割据”

    此前的两年,中国核电企业“走出去”的方式被认为是“诸侯割据”“明争暗斗”。2012年,中国两家核企各自联手法国阿海珐和美国西屋参与竞购英国Horizon核电项目,这种各自为战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与其他核电列强的竞争能力。

    中国核电“走出去”面临的是来自俄罗斯、日本等的国际竞争。孙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反思了这种“缺乏统一部署”的后果:同业竞争,他们也有过,但实际上就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记者注意到,这是中国核电企业首次对外坦承类似的“内斗”现状。

    中国核电“走出去”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配套政策的“碎片化”。孙勤认为,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大组织协调的力度。如果能够有一个平台,根据“走出去”项目的需要,打包形成技术输出、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的政策“集装箱”和“手拉箱”,将是对企业的有力支持。

    孙勤表示,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等都把核电出口作为政治外交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国的核电企业应该在政府的指导下,加强协调合作,建立市场开发秩序。

    实际上,尽管中国核工业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但是直至去年年底,中国才把核电“走出去”升格为国家战略(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

    “中国核电产业联盟”可谓应运而生,在今年年初得以正式建立。该联盟是由中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国核技”)及中广核等三家核电企业联合发起的,其成立的背景正是中央政府鼓励核电“走出去”。

    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联盟的成立,有助于协调中国核企在“走出去”的种种关系。

    就像孙勤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海外核电项目的建造和运营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新兴核电国家的市场开发是当前的重点”,赵成昆认为,中国现在有3家核电巨头都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去”,但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怎样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协调机制,以避免企业在海外“不相互竞争,不相互砍价”非常重要。“中国人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他提醒,“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国家核电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亦对本报表示,核电“走出去”需要政府做好协调工作,以免国内企业之间“一窝蜂打起来”。

    饭碗端在谁手上

    融合中核、中广核两方技术的“华龙一号”技术平台有望成为中国核电产业共同发力海外的第一张牌。

    基于种种教训,知情者说,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将中核以及中广核两家企业拧到一起,责成它们把两家核电公司的技术进行融合,研发“华龙一号”。

    上述中核内部人士表示,两家企业已经在“华龙一号”的合作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至于日后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即使存在分歧,也并无大碍。

    “我们呼吁团结。”一位核电知情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内部的矛盾不利于我们核电的发展,现在是我们与世界核电强国进行竞争的最好时机,再也不能错失了。”

    “中国核电"走出去"可能需要一些条件。”赵成昆对本报说,“首先要拥有核电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在外面就只能当小伙伴。”在这方面,他认为中国还要付出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上述官员向本报指出,此前因为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核电技术知识产权,所以每一次“走出去”都要拉上国外的企业,而后者则总是“占得更多的便宜”。

    在那些重量级的合作伙伴中,“中广核喜欢拉上法国,国核技就喜欢拉上美国。”这位官员解释,“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掌握相应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技术知识产权。其中核燃料的处理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在核燃料这一块,法国从中国赚到了比其他设备还多的钱。”

    中国核电企业已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孙勤在此次采访中表示,“与其给外国人当伙计,不如我们中国人自己牵头干”,“中国核工业的"饭碗"什么时候都要端在自己手上”。

    “华龙一号”由此产生了。“他们从国外回来就说,外国人不要我们的技术,是因为我们在国内还没有原型堆。”上述官员向本报透露,“他们希望国家批准他们建设一两个三代技术核电站,以便出口之用。”

    海外争雄

    多名知情者也曾对本报表示,两家企业曾分别向国家核电主管部门提出,给它们各自研发的CPR1000和ACP1000提供“路条”,用以出口。但由于目前中国已经存在了“五花八门”的核电机型的现状,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这会产生更多的核电机型。

    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汤紫德曾在《核电在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核电已经形成了一套多国采购、多种标准、多种机型、多种管理模式的四多现象,违背世界各国发展核电,推行国产化、标准化、系列化成功反馈的惯例。“四多现象”为提高工程造价设下了埋伏,而由于各层关系的牵制,导致管理松弛,出现工程进度拖延,质量、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在一些核电站的建设中屡见不鲜。

    而造成“四多现象”的原因是,汤紫德在书中指出,“由于在核电建设的各个环节中,过分注重照顾各种关系,使得核电在中国缺少正确的判断和抉择机制”。

    就像汤紫德所指出的一样,摆在中国核电面前的事实是:“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起步比中国还晚的韩国,现今已跻身世界级核电强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日本之后,全球第六个能够完整出口核电工程的国家。

    在过去几年,韩国在国际核电市场上屡斩大单,仅是2009年的阿联酋核电项目订单总额就达到400亿美元。而中国直至去年才确定在巴基斯坦投资65亿美元承建核电站。

    孙勤表示中核“目前已与多个国家稳步推进合作事宜”。而在这个时候,包括韩国在内的这些核电强国,正在把触角伸向世界上任何一处打算建设核电站的角落,其中,俄罗斯自2005年以来已累计获得21台核电机组的海外订单。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预测,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至7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开工建设。

    中国将如何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巨大的国际核电舞台上“与狼共舞”?是继续“当伙计”还是另辟蹊径“中国人自己牵头干”?显然,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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