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态，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将不再新建火电项目。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核电、风电和光伏的业界代表频频发声，强调这些清洁能源是火电的合理替代者，是治理雾霾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中国高呼“去火电化”的同时，欧洲却正在掀起新一轮的火电复兴。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输欧煤炭价格大跌，火电竞争力提升。另外，欧盟国家普遍对火电排放进行了严格监管，火电机组经过环保改造后，可以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利用。

中国市场上，亦不乏先进的煤炭清洁化利用方案。中国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数量，在全球占比已超过50％，且已获得商业化的成功实践。

下一代“绿色煤电”的IGCC（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已在天津并网发电，高效清洁地投入了运行。

不过，发电用煤只占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一半。大量的工业锅炉、窑炉用煤和散烧煤，未经系统专业的清洁化处理，仍在被大量直接使用。北京市环保局最新数据显示，北京PM2.5来源中，燃煤污染占34％。

美国博地能源全球投资者关系和企业关系高级副总裁Vic Svec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美国的经验显示，煤炭绝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解决方案，“只要你在使用煤炭的时候，采用负责任的方式”。

但是，中国似乎离煤炭清洁化使用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主管部门力图通过对煤炭进行消费总量控制，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这使得部分清洁煤技术也被牵连。

清洁燃煤发电受鼓励

在广义上，清洁煤是一个全产业链的概念，涵盖上游的煤炭（及煤层气）开采、洗选，中游的运输、发电、冶金、化工生产，以及下游“三废”的处理回收、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

但在中国，似乎只有洁净煤发电受到了明确的政策性鼓励。4月18日召开的国家能源委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应加快清洁高效燃煤机组的核准速度。

代 表着高效煤炭使用方向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正是总理所言的“高效清洁燃煤机组”。超超临界机组具有省煤、环保和节水的特点，机组热效率能够达到 45％左右。中国目前超超临界机组数量在全世界占比超过50％，此外，在经济性上，由于超超临界机组单机容量大，具有高效、省煤的特点，与常规火电机组相 比非常有竞争力。

更先进的火电技术，也正在中国落地。目前，使用IGCC技术的火电厂，已经在天津建成投产。这个项目由华能集团自主研发，是世界公认最具前景的洁净煤技术之一。

与传统电厂不同，IGCC技术先将煤炭进行气化处理，再通过高效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系统发电——这被认为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洁净煤发电技术之一，其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常规燃煤电站，脱硫效率可达99％，氮氧化物排放只有常规电厂的15％至25％。

与此同时，基于IGCC技术，还能实现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通过煤所化还可以实现煤制天然气、煤制甲醇、硫磺、煤制油等化工产品及建筑灰渣等副产品，实现电力、化工的联产和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

2005 年，华能集团联合国内七家大型煤电企业和美国博地能源公司，组建了华能控股的绿色煤电公司。2008年，绿色煤电公司和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华 能（天津）煤气化发电有限公司，负责IGCC电站示范工程的建设和运营。2012年，装机26.5万千瓦的天津IGCC示范工程投产。华能集团还计划进一 步建设40万千瓦等级的IGCC电站，为该技术的商业化做准备。

天津IGCC是“十一五”863计划依托工程，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前沿课 题，但其距离商业化运营显然还有较长距离。华能集团人士表示，使用经过洁净处理的煤制气发电，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之所以愿担此重任，是因为华能是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为先”，“IGCC代表着下一代燃煤发电的技术方向，目前应该从社会发展而非商业价值的角度去考虑。”

煤制气项目尴尬

与火电领域的清洁煤技术广受政府鼓励不同，其余煤炭清洁化技术却在尴尬前行。

4月22日，科达机电（600499.SH）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旗下的沈阳法库陶瓷工业园示范项目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科达机电是传统陶瓷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近年来转型进入环保领域。其总裁 边程宣称，公司开发的清洁煤气化炉系统是工业燃烧散煤的最优替代方案，项目转换率达到83％，煤气含硫量低于20毫克/立方米，粉尘含量低于10毫克/立 方米，煤炭使用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介入清洁煤概念后，科达机电的股价一路走高，虽然近期有所回调，但依然被多家投资机构看好。边程表示，科达机电历时七年研发完善自主清洁煤气化炉技术，为此累计投入资金超10亿元。

2013年报显示，科达煤气化炉去年累计签订9.3亿元订单和5.78亿元框架协议，公司洁能设备业务板块的全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9.70％。目前，中国“煤改气”（天然气替代煤炭）市场规模高达千亿元，科达机电凭借这套煤炭清洁化技术，率先成为分享者之一。

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市场上，相对于清洁煤发电的被热捧，诸多其他清洁煤技术并未受到官方太多认可。

以科达机电为例。在河南和山东，不少工业园区对科达炉非常感兴趣。原先的燃煤工业锅炉已经列入被淘汰名单，但因天然气气源紧张，“煤改气”一直不能顺利进行，一些工业园区因此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科达炉可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造价低廉。但在回答《财经》记者问询时，部分工业园区的代表普遍表示了疑虑，“煤制气到底算不算煤改气？会不会我们引进了该项目后，国家认定这还是在烧煤，如果那时被禁止，损失就太大了。”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国多数地区已在今年收到了煤炭总量控制指标。类似的煤制气锅炉虽可实现煤炭清洁化利用，但毕竟依旧在烧煤，对煤炭总量控制贡献不大。

上述工业园区的一位代表直言不讳，“煤炭清洁化利用，其本质仍是烧煤，这恐怕和国家政策提法背道而驰。”

今年4月18日，国家能源委会议上提出，要“促进煤炭集中高效利用，代替粗放使用，保护大气环境”。边程表示，这番表态可谓为类似科达的清洁煤气化项目开了绿灯。但是，上述表述过于模糊，相关职能部门也未正式发文承认煤制气在政策上的可行性，这让科达的客户担心不已。

我们离清洁煤还有多远？

不仅仅是煤制气，除了清洁燃煤火电机组外，清洁煤其他领域的推广工作，均在中国步履维艰。其核心原因是，煤炭已在中国被列为“不受欢迎者”——任何以煤为基的产业，都会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即使是发达国家已普遍使用的煤炭清洁化技术。

中国富煤，能源供给主要靠煤炭。2013年国家能源局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煤炭消费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5.9％。国家能源局希望通过一年的努力，在2014年将煤炭消费比重降至65％以下。

未来，中国的火电装机比重可能会持续下降。但谁来替代火电？风电、光伏和天然气，或面临间歇性难题，或面临高成本问题；水电，条件较好的区域已基本开发殆尽；核电，受困于安全考量和民众接受度，不具备短时间大规模开建的可能。

按照目前速度，煤炭占比降低0.9个百分点，都需举全国之力，花费至少一年时间，可见实现能源结构的质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燃煤电厂主力电源的地位仍将维持很长时间，而煤炭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能源。”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告诉《财经》记者。

用天然气代替煤炭，是欧美国家能源结构转型的经验，中国正试图复制这一路径。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明却表示，“国情不一样，中国煤炭这么多，应该充分利用，清洁煤技术在商业上已被证明是可行的。”

中国离煤炭的清洁化利用还有多远？在技术准备上，似乎并不遥远。世界主流的清洁煤炭技术，在中国市场上都可找到，国内企业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煤炭清洁化利用的各种商业尝试。

持续的雾霾天气，使得中国环保市场容量激增，已经全面掌握煤炭清洁化技术的外资企业纷至沓来，但却总是失望而归。一位外资企业商会的负责人称，该商会已成立近五年，致力于在能源清洁化方面推动中外企业合作，“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项目都在艰难推进中，还没有成功的范例”。

主要的问题，是决策者对于煤炭清洁化利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办法简单但是粗暴，误伤了很多可以实现煤炭清洁化利用的技术，科达机电的气化炉即为一例。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在受访时称，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应该考虑煤炭使用途径。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约有70万台工业锅炉没有系统性的脱硫脱硝除尘；另有5000万吨家庭散烧用煤，这些散烧煤每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总量，约等于10亿吨没有经过清洁化改造的电煤。

“煤改气”的思路，正是使用清洁的天然气，来取代这部分煤炭占有的市场。不过，已有多位业内专家建议，应该重新审视煤炭总量控制政策和 “煤改气”政策的合理性。由于气源和成本的考虑，煤改气正步履维艰。而早已准备好了的清洁煤技术，因缺少官方对其身份的认可，使得市场对其可靠性心存疑 虑。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煤炭清洁化利用方面至少投下200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发电用煤量增长了173％，GDP翻了一番，但每度电的污染物排放却下降了89％。

Vic Svec向《财经》记者强调，煤炭作为基础能源，能够得到清洁有效的使用，“中小企业和住户直接使用的煤炭数量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煤投入到现代化火电厂的电力生产当中，这是美国的路径和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