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神华、浙能等几家示范企业在火电厂节能减排中取得了很好效果，但由于自身发展考量以及大规模投资的压力，“近零排放”的大规模推广仍值得商榷。

　　开创“新纪元”还是提法“不科学”

　　当下国内火力发电领域，正刮起一股“近零排放”的旋风。

　　2014年8月15日，在距离北京市区三十余公里的燕郊镇，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三河电厂通过了河北环境监测中心的检测，数值显示，远低于燃气轮机发电(以下简称“燃机发电”)的排放规定。

　　“近零排放”是相对于燃机发电排放而言。目前，燃机发电的排放标准为：烟尘小于5mg/m3，二氧化硫小于35mg/m3，氮氧化物小于50mg/m3。截至目前，燃机发电的排放标准是国内最严格的。

　　此前，包括浙江嘉兴电厂8号、7号机组、神华国华舟山电厂4号机组等多台机组，纷纷宣称达到了“近零排放”或“超低排放”的目标。据了解，火电“近零排放”改造之风正由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向全国蔓延。

　　然而，这种被认为既降低煤耗又环保的做法却面临严重的分歧。

　　以环保部、浙江省政府以及神华集团、浙能集团等为代表的支持派，认为这种能让煤炭燃烧达到甚至超过燃气标准的举措，在改善大气环境的同时，也给国内火电市场带来新变化。

　　曾参加神华三河电厂1号机组环保改造座谈会的一位专家甚至指出，应把这项措施纳入国家宏观规划之中，正式成为标准在全国推广。有媒体称，此法开创了燃煤发电企业“清洁高效”利用的新纪元。

　　不过，以中国电力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为代表的反对派，对此持有异议。

　　在其最新发表的《煤电近零排放不科学》一文中，王志轩认为“近零排放”的提法“不科学”，应当慎行。据称，电力企业同行纷纷发来表示赞赏和支持的短信、微信。

　　在王志轩看来，“近零排放”的概念不清;烟气连续监测技术难以支撑“近零排放”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近零排放”在技术上并没有重大创新，且严苛的条件并非一般燃煤电厂都能达到;“近零排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投入产出比太低。

　　事实上，除了王志轩对“近零排放”感到困惑、质疑之外，中小火电企业更担心的是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升级改造费用。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环保压力，是否真有必要让所有火电厂的燃煤机组达到“近零排放”的标准，火电企业意见不一。

　　环保升级陷“修马路”怪圈

　　事实上，“近零排放”是火电环保门槛“水涨船高”的典型缩影。

　　近年来，面对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改善呼声迭起。国内火电环保设备的升级改造，就此陷入“中国式”修马路的怪圈——每隔几年就要翻修一遍。

　　“其中的资源设备浪费，没有真正的机构统计过。”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的一位人士说。

　　据笔者了解，浙江是最早提出“近零排放”的省份。2012年，浙江省发改委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并得到神华的积极响应。

　　浙江此举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浙江积极响应国家关停小的燃煤机组的政策;另一方面，燃煤机组依旧是当地发电的主力。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浙江省燃煤机组占到了总装机量的七成以上。

　　一个广为传播的说法是，2013年浙江用了1.46亿吨煤，其中近8000万吨是统调燃煤发电机组烧的，若这些机组2017年都完成清洁排放，“烧煤像烧天然气一样干净”。

　　现实中，力推“近零排放”的企业，其出发点远不止于此。

　　众所周知，国家一直严格淘汰、关停小型火电机组。“十一五”期间，全国累计关停小机组7700万千瓦，2011年至2013年又连续关停了总计1000万千瓦。这些项目八成以上位于东部用电大省。火电企业在面临项目被关停的同时，如何确保发电量不减成为首要问题。

　　根据“等量替换”原则，申请节能降耗的大容量机组，不仅更容易获得“路条”，而且可以成为火电企业扩大装机容量的方式之一。

　　单就2014年上半年而言，就有国电汉川电厂、国电宁夏方家庄电厂等多个项目获得了批复。这些火电企业通过上马大型发电机组，在项目审批难的情况下也实现了扩产的目的。

　　事实上，企业通过上马大机组主动提升环保标准，不仅能够实现“曲线”扩容，而且能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2014年5月22日，《浙江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新一轮脱硫脱硝及除尘改造管理考核办法》出台，这份规定明确提出对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达到“近零排放”标准的实行激励政策——“按超低排放机组平均容量，安排奖励年度发电计划200小时”。

　　对于火电企业而言，直接奖励发电计划，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当前，江苏省也在试图借鉴浙江省的经验，鼓励发电企业进行设备改造。

　　“有的是为了获得对企业当前或者未来发展有利的新的煤电项目的审批，有的是为了现有煤电的生存，以防止过度关停还处于‘青壮年’且有良好效益的煤电机组，有的是害怕政府让企业实施燃气替代煤电从而付出比‘近零排放’高出约数十倍的成本，还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与地方政府达成某种协议。”王志轩如此概括火电企业积极推动“近零排放”背后的原因。

　　巨额投资谁可承受?

　　“近零排放”与投入密不可分。目前，国华三河电厂1号机组，整体改造投资1.9亿元。而神华、浙能均向外界透露了其“近零排放”的宏大计划。

　　神华表示，国华电力到2017年底实现对现役3480万千瓦、61台燃煤机组中的48台进行“近零排放”技术改造，投入资金计划超100亿元，几乎相当于每台机组改造费用在2亿多元;浙能则计划在2016年底前，完成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2017年底前完成30万千瓦机组的改造工作，投入资金近50亿元。

　　对于一般的火电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此举无疑是压力。

　　福建一家燃烧水煤浆的企业为了示范项目，曾投入3亿元淘汰旧式燃烧锅炉，采购新的汽轮机发电机组，实现蒸汽、电力生产装置的梯级高效配置。“经过我们多次改进，我们的排放标准完全能够达到当前国家规定的标准，但如果非要按照‘近零排放’的标准，无疑给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增加压力。”该企业负责人愤愤地说道。

　　事实上，“近零排放”风蔓延之时，华能集团在天津运用不同的技术，也进行着火电减排的尝试。其最大问题，也是成本太高。

　　2012年11月，华能集团在天津的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项目，曾号称达到了燃气的排放标准，但这种新型的IGCC技术并未大范围推广。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技术工艺尚待完善，同时成本上不划算，企业难以实现盈利。

　　天津华能IGCC电厂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旭表示，“由于首次设计制造，采用非标设备较多;单机建设，公共系统分摊费用较高;在国内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调试费用较高。”据了解，华能天津IGCC电厂总投资约36亿元，其中单位造价1.38万元/千瓦左右，远远高于常规燃煤机组4000元/千瓦的造价。

　　面对“近零排放”，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改造后或新建电厂，对煤质会有更高要求。其中，燃煤机组用煤硫分不超过0.8%，灰分不超过20%，均可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近零排放”。而国内山西、内蒙古等地的煤炭硫分、灰分都相对较高。由于对燃烧煤有了要求，优质煤的价格也会相对高。

　　长期从事煤炭贸易的江苏亚硅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钱伟说，“随着环保压力的增大，火电企业对于用煤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煤价也有所上涨。近期发热量5000大卡的煤炭，每吨要比原来高出10块钱。”这无疑增加了企业成本。

　　复制疑云

　　尽管火电企业在进行燃煤机组改造升级中各有想法，但国家推动煤电机组改造的决心似乎并没有改变。

　　2014年6月底，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下达2014年煤电机组环保改造示范项目的通知》，明确煤电机组环保改造示范项目名单。在这份示范项目名单中，共涉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7省(市)的13台在役燃煤发电机组，其中103万千瓦机组1台、100万千瓦机组4台、60万千瓦机组4台、35万千瓦机组3台、33万千瓦机组1台。

　　在这些示范项目中，达到“近零排放”的项目有神华、浙能和华润三家。其它示范项目也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行。

　　在王志轩看来，目前国内的环保标准已经非常严格了，有很多火电企业连目前标准都未必能够达到，如果再要求企业达到“近零排放”的标准，没有综合考虑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企业而言或许得不偿失。

　　王志轩指出，目前火电企业与其追求所谓的“近零排放”，还不如在制定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时采用“最佳可行技术”的方法。而所谓的“最佳可行技术”的特征表现为：在一般煤质和运行工况下，电站除尘设备的效率可达99.5%以上，烟气脱硫效率可达95%以上，烟气脱硝效率可达80%以上。

　　事实上，尽管神华、浙能等几家示范企业在火电厂节能减排中取得了优于燃机发电的效果，但由于自身的发展考量以及大规模投资的压力，使得“近零排放”这种节能降耗方式的大规模推广仍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