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层面，煤炭使用对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约在50%至60%之间，其中的六成来源于煤炭的直接燃烧，四成来源于伴随煤炭使用的重点行业排放。”
煤炭作为固体能源，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种相比，每生产同样多的能量，产生排放的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烟粉尘或一次PM2.5）、汞（Hg）等重金属和二氧化碳（CO2）等大气污染物都更多；同时，煤炭作为中国主要的一次能源，大量的工业生产伴随着煤炭使用。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比重接近70%。
煤炭的大量使用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以及以煤炭为支撑的工业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是造成中国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在此次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除了定量分析煤炭燃烧直接产生并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也将伴随煤炭使用的工业过程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纳入了分析范围。
报告指出，对于SO2、NOx、烟粉尘、一次PM2.5和Hg等主要的大气污染物，煤炭直接燃烧以及和煤炭使用直接相关的行业都贡献了超过60%的排放量，其中对SO2排放量的贡献超过了90%。煤炭使用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高贡献率导致煤炭成为了中国PM2.5污染最重要的来源，在全国层面，煤炭使用对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约在50%至60%之间，其中的六成来源于煤炭的直接燃烧，四成来源于伴随煤炭使用的重点行业排放。
2012年，全国一次PM2.5排放量为1203万吨，其中工业过程和民用源是贡献最大的污染源，排放量贡献占比接近60%。其中工业过程主要集中在电力、供热、工业锅炉这三个部门；民用源对一次PM2.5排放有较大贡献的主要有煤炭和秸秆、薪柴等生物质燃料。
目前，中国的空气污染正在逐步由传统的以SO2和PM10为特征的煤烟型污染向以PM2.5和O3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转变。由于大气环境中的PM2.5来源非常广泛，不仅有各类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PM2.5，也有自SO2、NOx、NH3、VOCs等气态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化学转化所形成的二次PM2.5。报告综合基于组分的和基于情景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中国煤炭使用对环境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估算在51%至61%之间，均值为56%。
总体而言，除内蒙外，煤炭消费的强度和PM2.5的浓度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预示着煤炭消费对PM2.5浓度高值区域的污染有较强贡献。不同省份PM2.5浓度受煤炭使用的影响各不相同。煤炭使用对PM2.5浓度贡献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东及成渝区域，贡献百分率较小的区域主要在中部地区及华南地区。
另外，跨区域传输对重点区域、省及京津冀典型城市的PM2.5污染均有显著贡献，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及成渝城市群PM2.5年均浓度受区域外省市的贡献分别达到22%、37%、28%、14%；海南、上海、江苏、浙江、吉林、江西等省PM2.5年均浓度受省外源贡献超过45%；北京、天津、石家庄PM2.5年均浓度受省外源影响分别达到37%、42%、33%。重点区域内各省市PM2.5存在显著相互影响，且受区域外污染源影响大，说明了区域联防联控的重要性。
因此，报告建议把京津冀、长三角和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11个省市整体作为PM2.5污染联防联控区域，由国家对其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提出更高要求，并把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作为该区域排放控制的重要政策手段和抓手。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与燃煤过程相关的污染物排放削减一直是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之一。报告指出，通过减排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中国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开始得到控制。
“但煤炭消费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抵消了一部分减排的成果，技术减排空间和减排潜力不断缩小，不足以支撑空气质量改善要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应该成为PM2.5超标严重、达标困难地区改善当地环境空气质量、降低环境PM2.5浓度的重要手段之一。” 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指出。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也指出：“在中国短期之内燃煤为主的结构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燃煤煤炭的总量控制不需要早早做出规划和安排，因为我们知道能源结构的调整是要假以时日的，如果不进行早期的目标路径方向的选择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进行完全的调整，控制煤炭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选择，已经很难再往后推的一个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