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已经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成为支柱经济，2013年北京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77%，在致力于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道路上，APEC会议成为北京提升国际知名度的锦上添花之作。但保障APEC的压力不在北京，而在河北等周边省份。测算一下，仅在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廊坊5市在APEC会议期间的工业停产和限产将超过一半，尤其钢铁、水泥、火电等高排放行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河北省，典型“傻大粗”重化工业构成，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在力保北京APEC会议空气质量上是压力倍增。统计显示，2012年河北二氧化硫排放量占京津冀的80.8%。

　　应该讲，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但举行APEC会议仍需要停掉北京周边地区工业的一半产能，凸显我国工业转型的痛处，工业升级迫在眉睫。

　　首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重点抑制煤炭消费的环境负外部性。

　　199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达25吨标准煤/万美元，到2012年下降至4.4吨标准煤/万美元。但我国以煤为纲的消费局面没有改观，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67.5%。

　　我国需要继续深化煤炭的税费改革，目前，煤炭生产、运输环节已有补偿，而煤炭消费的外部损害成本最高，应该从煤炭消费环节入手，运用碳税、碳排放权配额等方式，合理界定煤炭消费的外部成本，将外部损害成本内部化，利用价格的手段调整煤炭的合理生产与消费，从而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其次，坚持技术立国，是工业转型之本。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为什么不提高煤炭的使用成本，足额覆盖其负外部性？这主要在于提高煤炭等原料成本之后，忧虑影响国家竞争力。

　　在粗放型的道路上，中国走的如此之远，出口依然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和环境负外部型这三类产品为主。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非制造业强国，虽然有高铁等技术逐步走出国门，但出口主要以低附加值产品，2013年，纺织、服装、箱包、家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4618.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9%。即便是高科技产品，相关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中，加工贸易占比高。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将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致力于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从而造成产业“空心化”，而德国坚持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地位，铸造了德国产品的“高、精、专”品质，仅螺丝规格就达成千上万种，工业插头可适用于上千伏电压且耐耗。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泡沫化严重，德国经济一枝独秀，从而看出德国的技术立国决策极具前瞻性。依靠技术立国，德国2013年贸易顺差达到2600亿美元，从而奠定了世界外贸顺差第一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要克服房地产热、IPO热、高利贷热的躁动，夯实基础，力避制造业“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