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耀东表示，这个论断来源于数据的支持。“2013年，有3亿8千万吨煤炭在京津冀地区燃烧，其中20%是散烧煤。但它们燃烧后所排放的二氧化硫的量与所有大电厂排放的量基本相同。北京冬季单位浓度PM2.5中致癌物是夏季的25倍，原因何在?其实主要在于散烧煤的影响。”姜耀东论述道。

 

　　将散烧煤尽可能改为集中燃烧、提高煤炭发电比重无疑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应当大力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的燃煤火电机组。

 

　　据姜耀东介绍，燃煤电厂的煤耗差别很大，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每千瓦时煤耗可以低于300克，而小火电机组有的要达到400多克。大机组的污染处理能力也优于小机组，甚至可以达到近零排放。

 

　　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这些措施各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国家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但由于体制原因，落实中并不顺利。” 姜耀东认为，“由此可见，不合理的体制是经济粗放发展、煤炭能源粗放利用的重要原因。为了消除大气雾霾，必须先解决‘体制雾霾’。”

 

　　他特别指出，尽管有页岩气、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出现，目前煤炭仍然是最廉价、最安全的能源。基于资源禀赋的原因，未来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他建议，在国家层面，要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作为中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肯定要革命，但不是‘革煤炭的命’。提‘后煤时代’尚早，‘去煤化’不可取。煤炭领域革命的核心在于整体推进煤炭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利用。” 姜耀东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