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社会各界对今年GDP增速的预期基本达成一致，7%将是近24年以来的最低增幅。
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外乎“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在日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纷纷贬值而人民币保持坚挺的情况下，我国出口竞争力和出口市场份额短期内难以提升，国内消费一时也难以提振。因此，稳增长的关键仍然是投资。目前，我国近4万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有待于进一步发挥作用，将其转化为投资不失为明智之举。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除了外交、政治等战略考量外，通过对外投资刺激出口、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应是主要目的。在此过程中，加大对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包括对国内外传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国对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在国家投资战略中能够占据重要位置，将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和保障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保障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能源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命题。有学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四次中东战争和三次海湾战争都是因为能源而引起的。学者迈克尔•T•克莱尔在《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一书中写道：“未来的战争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报复，而是为了确保最宝贵并且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供应而爆发的。”
从近代全球历史演变来看，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变化，也主要基于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全世界。”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世界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以煤炭来取代木炭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英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以石油取代煤炭，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里夫金认为，新能源取代石油可能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如果中国抓住新能源兴起的契机，就可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化石能源供给短缺的国家。
以石油为例，近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目前已接近60%，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0年，我国石油消费需求年均增长7.6%，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仅为1.4%。2003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同比增长11.8%，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24.32亿吨标准油，超过美国22.85亿吨的消费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目前我国单月石油进口量已经与美国持平甚至略高，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70%。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30年，这一比例可能激增至8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近50%来自中东产油国，约30%来自非洲地区。这意味着石油进口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运输的咽喉要塞，因此，面临海盗袭击和军事威胁等隐患。美国当代著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说：“美国具有随时切断中国油源的能力。在危机时期，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封锁中国，这样就会完全阻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石油进口”。
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严重滞后。按照国际能源署规定的标准，一个国家石油储量要达到90天的消耗量，才有资格成为IEA成员国。而目前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只有30多天。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储备都超过100天。即便是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国，同时还拥有马六甲海峡这样得天独厚的进口便利，储备也达到了90天。
面对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中国需要同时在两条路上前进。一是，继续开发海外能源资源，以及国内化石能源，并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抓紧开发国际国内新能源，并加大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面对全球化石能源供应偏紧，美国加大了页岩油气等非常规化石能源开发的力度，目前油气产量均已居世界第一。而化石能源供给不足的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采取了加大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的举措。对我国而言，无论采取哪一路径，都需要十分庞大的投资。如果忽视能源领域的投资，无疑将削弱我国的能源安全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建设都会带来较大隐患。
投资空间巨大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启动了4万亿投资计划——有专家估算，实际投资可能远超这一数字。
此前的这轮投资计划，主要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投资“铁公机”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些投资项目大、见效快。启动这些项目建设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战略考量。但事后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当前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
现在，是调整我国投资战略和方向的时候了!我国应适时地把加强能源领域的投资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加快能源项目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把能源建设和节能环保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我国化石能源供给偏紧，而需求刚性增长，需要未雨绸缪开工建设一批能源工程。
首先，当前能源领域应该大力发展核能。随着我国华龙一号、ACP1400等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成熟，我国核电项目运营安全系数再次提高。核电项目建设成本也不断下降，发展核电的经济性增强。基于核电安全性的提高和其相对环保的特征，甚至有观点认为人类的终极能源就是核能。
目前，核能在全球电力消费中占比16%，其中，美国占19%，俄罗斯50%，法国78%。而我国占比仅约2%，持续提升的空间巨大。我国能源“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将核电的装机容量从2010年1082亿千万提高到2015年的4000亿千瓦，年均增长29.9%。受日本福岛核事故冲击，我国核电建设较规划有所放缓，但加快发展核电的方向不应改变。
其次，要提高天然气的使用规模，扩大天然气进口。天然气作为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其污染排放比石油和煤炭要小得多。2013年，天然气在全球一次能源消消费中占23.7%，其中，欧盟24%，美国占比为22%，而我国仅占5.1%。相关数据表明，中国非传统天然气的储量是美国天然气储量的三倍，但由于政策和技术等原因，我国并没有将其充分利用。
不管是进口天然气还是开发我国自有天然气，亦或建设天然气管道和储存设施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此外，还要加大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鼓励企业增加天然气进口量。
在能源运输通道等基础设施方面，笔者多次倡议开通中泰克拉运河，并提出建立珠海石油集散基地、以及加大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例如，开通克拉运河至少需要280亿到400亿美元。再比如，我国目前油气管道总长约12万公里，仅为美国天然气管道长度的1/5。修建油气管道也需要大量投资。
以上略举实例就足以证明能源领域投资的需求巨大，大有可为。而且，对能源领域的投资是利当代更利长远。我们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有能力加强这方面的投资。此外，我国应加快能源领域市场准入放开，让民间充裕的资金通过PPP等模式引入到能源投资领域。
改善生态环境
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人类能源消费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的数量的增多，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随着污染接近甚至已达到我国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我国必须积极探索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能源领域投资应该实现发展与环保兼顾，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能改善环境，起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功效。
当前我国局部地区雾霾严重，且受影响区域不断扩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66%，远超全球平均30%的水平。我国石油消耗占比17.5%，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5%。面对落后的能源结构，我国必须加强开发与应用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等。
我国要积极开发和应用太阳能、风能等分布式发电。对此，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分布式能源在未来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发展的趋势，今后利用互联网技术，每个人不仅可以使用能源，而且，还可以生产能源。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将是双向互动的交互式模式。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应用，还需要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作为配套。这都需要巨额的投资。
目前，随着我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设备国产化水平提高，设备价格正在快速下降。在国家既有补贴政策下，新能源运营投资年回报率达到了7%左右，商业推广的条件逐步成熟。今后国家可实行补贴逐年递减的政策，一方面给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另一方面激励企业不断降低设备和运营成本，增强新能源应用的市场化水平。
此外，节能已被称之为“第五种能源”，加强节能技术的开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十分重要。我国应在交通、建筑、工业等重点、高能耗领域采用节能高效技术和能源替代技术，适当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近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既有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产出国，如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也有可再生资源潜力巨大的赤道和北极地区。与此同时，即使是化石能源丰富的中亚、中东地区，也有发展清洁能源的巨大空间。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与对能源领域的投资结合起来，获取更多海外能源资源、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国家可对开通克拉运河、开发瓜尔达港等国际通道建设给予更多支持。同时，要加大对国内相关口岸，如珠海大小万山岛、新疆口岸等建设的支持，建立起全球有影响力的石油集散基地，争夺我国能源定价话语权。此外，要鼓励企业加大对中亚、非洲、南美等地区石油资源开发的投资。
总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国家也意识到能源安全存在的诸多隐患，但我国对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视还远远不够，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我们需要意识到，加强对能源领域的投资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能源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甚至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阀门”，利用好这个“阀门”，就可以发挥好稳定经济增长、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三位一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