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分析称，山西作为资源型地区，虽然一直在大力发展非煤产业，但是煤炭挤出效应的市场力量远远大于政府资助力量，结果就是资源型产业越来越重。目前资源型产业收益下降，又直接导致政府和企业投资萎缩，从“黄金十年”20%—25%的投资增速降到现在的10%—12%。对于山西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来说，投资下降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放缓。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11月的山西已步入寒冬，今年的气温比往年都要低。伴随寒意而来的还有近期出炉的2015年前三季度GDP数据，山西以2.8%的增速再次排名全国倒数第二。山西省统计局在发布数据时表示，当前该省仍处于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
自2014年以来，山西一直徘徊在全国GDP增速倒数席位。因煤而兴，因煤而困，昔日的煤炭大省因经济持续低迷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严峻形势，山西上上下下都在齐心协力扭转颓势，但是以煤炭、冶金、电力、焦炭、化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工业总体疲软，产业、区域分化趋势加快，企业效益大幅下滑，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主导产业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山西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切肤之痛。
艰难时世亮点隐现
“现在煤企太难了，生产一吨煤亏损一百多，不生产亏得更多，生产运作、人员工资、器械维修等都是一大笔开销，新矿稍微好点，老矿花费得更多。”同煤集团永定庄煤业公司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王慕良向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诉说着寒流冲击下的煤炭行业，有着多年从业经历的他对眼下的煤炭形势有点摸不透。
“煤炭对山西居民收入、就业、社会保障有重要影响，一些高档商场专门为高薪的煤炭企业职工而开，去年开始，山西很多地方不仅大商场开始冷清，街边类似‘招租’、‘转租’的牌子也多了起来。”阳泉市银行业的王先生也很愁闷，他有不少经营商铺的贷款客户，现在有的还能勉强维持经营，更多维持不下去的已经关门。
煤炭行业萧条，感触最深的山西煤企面临“八降两增”的形势——产量降、销量降、利润降、投资降、工资降、税收降、价格降、销售收入降，库存增、应收账款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国以来，山西煤炭既是全国能源保障的主力军，也是山西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晴雨表。如今，一吨煤的利润不及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山西成为煤市疲软的“重灾区”，身陷困境难以自拔。
“我省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经济困难，工业经济困难主要是煤炭特别困难。”山西省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任凯如此分析山西经济下行的原因。
“煤价一跌再跌，我省吨煤综合平均售价从2011年最高时的656块钱，下跌到今年10月份的244块钱。”在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经济运行调节处处长马双喜看来，四季度本应是煤炭销售传统旺季，今年煤炭价格却持续下跌。
同样面临生存考验的行业和企业不仅仅只有煤炭。中小微企业是山西近几年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完成增加值和上缴税金在全省接近半壁江山。但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武晨阳介绍，受全省经济下行影响?到10月底，全省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下降1.99%，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亏损面扩大，排在全国第30位。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开工率不足、利润下降、融资困难、传统制造业低迷、新兴产业发展不快、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困扰着山西中小企业发展。
在非资源型地区——“中国锻造之乡”定襄，法兰锻造占该县GDP的70%—80%，出口量占全国30%。县长刘亮介绍，定襄产业单一，市场和原材料都由外部因素决定，市场波动制约非常严重。近两年，锻造行业订单、产量和增幅大幅下滑，出口欧美的企业严重亏损，1—8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19%，预计低速缓慢增长会持续下去。而抽贷、惜贷造成融资成本过高，很多企业因为缺钱，有订单都不敢接。
本次调研中，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采访的多位人士都经历过1998年煤炭业“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的艰难局势，他们大多认为，此次经济下行已到底部，形势比当时更为严峻。为力保民生，多年来让当地人欣羡的高薪企业都出台了降薪、轮岗、内退等应急政策。同煤集团先是通过制定考核管理制度节支降耗、降低成本，目前产销价格倒挂巨亏11亿元，靠“借新还旧”维持企业运转。潞安集团和阳煤集团出台的停薪留职管理办法规定提出，职工停薪留职起步期限不少于5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若自愿提出停薪留职至法定退休年龄，可一次性签订至退休年龄的停薪留职协议。此外，受供需矛盾突出和钢材价格屡创新低影响的太原钢铁集团仅上半年因价格下降就造成该企业减利33.17亿元，一些下属公司和分厂则自主发起了降薪运动，降薪幅度达50%，与钢厂效益挂钩的生产一线工人工资降得更多。
各个企业纷纷试图借助转型重获新生，却遇到了不少困扰。为实现逆势突围，阳煤集团正在布局八大循环经济园区，打造煤、电、铝、化、气等产业链集群，但长期受电力体制限制，企业用自己的煤低价发电上网，又要从电网高价买电，生产成本进一步加大。11月30日公布的中国首批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中，山西的落选让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再次面临巨大挑战。在能源行业工作多年的阳煤集团总经理助理张卫星颇为焦急：“尽快解决电力问题对山西经济至关重要，山西已经等不及了，否则无异于守着金山银山讨饭吃。”作为止亏增盈、盘活全产业链的最关键因素，阳煤集团将探索成立向发电和售电两侧转变的电力销售公司。他呼吁，尽早将山西列为电改试点，在政策上给予转型支持。
在采访中，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也看到山西经济灰霾中不乏一些闪烁着的转型亮点，文化旅游、农产品、天然气等产业表现出了较强后劲，山西也在通过出台各种产业专项规划、举办各种博览会、推介会，宣传和挖掘山西优势产业。以前不久召开的山西农博会为例，山西农产品的电商网上销售额达7582万元，展会现场销售约1200余万元，展示特色农业新成果、新技术的同时，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小杂粮王国”的魅力。
硬伤丛生难自愈
不可否认，煤炭为山西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的同时，也掩盖了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煤炭“黄金十年”结束，这些问题形成的硬伤日益凸显。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山西各级政府一直将民生作为重中之重，八成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工作，但就业形势逐年严峻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2015年就业供求矛盾较前一年均更为突出，矿业、冶金、煤炭、建筑等过去热门的行业遭遇就业寒冬，电力、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等行业人力资源严重供给过剩。对此，山西各院校启动招生、就业联动机制，减招就业前景不乐观的专业，仅太原理工大学的采矿专业就一次减招60人。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没有足够的岗位数量满足求职者需要，总量性矛盾突出，在此前提下，结构性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进度、增加就业难度。
产能过剩同样难以消化。“山西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煤焦冶电四大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85%以上，除了一些新兴产业或传统产业中的某些产品，比如煤层气和水泥外，支柱产业可以说几乎全部产能过剩，开工率也不足。”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处处长陈国伟分析道。
尽管国家层面三令五申要求煤企减产，煤炭却难以摆脱越限产越超产的“怪圈”。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曲剑午解释道，一旦减产或停产，企业运行、人员开支、社会稳定等问题将接踵而来，追求销售收入也是减产限产的“天敌”，这“怪圈”现象由此而生。
而受煤炭回款率、盈利状况等影响，山西省属五大煤企建设资金及日常生产经营资金整体趋紧，银行贷款均达到千亿以上。截至6月底，这五大煤炭省属企业资产负债率78.5%，利息支出174.5亿元，同比增长19.3亿元，仅应收账款和存货两项就占用流动资产总额三分之一以上，大幅亏损和负债率过高让银行在煤炭行业投放贷款的风险再“亮红灯”。“现在是企业给银行打工，阳煤今明两年处于还贷高峰期，2015年还款280亿元，2016年更是高达460亿元。一旦有一笔还不上就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张卫星说，目前融资难度不断加大，多数银行对煤炭行业融资额度偏紧、规模受限，导致部分银行存量贷款出现不能及时续贷及新增贷款较少，各大煤企只能靠“还旧借新”过日子。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生产轨道交通车轮、车轴和轮对的企业，该企业产品是山西省装备制造业近两年的一个增长点，但他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今年的产能基本上只能发挥出60%—70%的水平，这里面70%以上的产品出口，不到30%是国内的，按照以往惯例，国内的规模应该比国际规模大，现在完全倒过来了。”公司总经理闫耀洲说，去年开始，他们打交道最多的铁路行业普遍不景气，除了基础建设投资，其他规划都没有按计划执行。此外，企业也出现了资金紧张、回款困难、回款中现金占比减少的情况。
繁重的社会责任也令国有老企业难以迈开轻快的步伐。例如，多年形成的煤矿社会服务职能和离退休人员退休金统筹外费用全部由企业负担，2014年山西五大煤炭集团企业办社会共补贴89.3亿元，人员达7.1万人，占76.9万在岗职工人数的十分之一。最典型的是拥有80万职工、家属的老牌煤企同煤集团，该集团党委副书记刘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4年同煤负担各项社会责任费用约38亿元，2015年是39.5亿元，每年都以1亿元—2亿元的速度递增。以前煤炭景气，企业还能承受，现在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负担。”
不可忽视的是，山西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长期高强度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后，一批老矿资源濒临枯竭，但由于退出机制不健全仍在持续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且生产成本高昂。同煤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张有喜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国有老矿退出机制的议案。他认为，当前国家正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主要是看证件、看规模，但证件齐全不一定安全，规模大小也不一定代表安全保障能力大小。因此，应重点加快淘汰那些即将枯竭、自然灾害严重，特别是“安全投入不到位、安全设施不齐全、队伍不达标、管理上不去”等重大安全隐患多的不安全的落后产能，让煤企在市场中轻装上阵。
结构单一、观念保守掣肘经济转型
对于当前山西处境的源头，接受本报调研组采访的各路人士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该省“一煤独大、一煤总大”的畸重型产业结构，有专家表示“谈山西经济，说不了三句就绕到煤炭上了”。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的起起落落，经历过三次大的产业结构定位调整，调来调去还是没能离开对煤的依赖。“不是山西要这样做，除了国家定位和山西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外，主要还是当时处于全国重工业化进程的补课阶段，煤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陈国伟告诉调研组，尽管山西产业结构中能看到风电、光伏、煤层气以及煤化工产品等新兴能源的身影，但是实际上核心问题还是煤炭。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分析称，山西作为资源型地区，虽然一直在大力发展非煤产业，但是煤炭挤出效应的市场力量远远大于政府资助力量，结果就是资源型产业越来越重。目前资源型产业收益下降，又直接导致政府和企业投资萎缩，从“黄金十年”20%—25%的投资增速降到现在的10%—12%。对于山西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来说，投资下降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放缓。
具体到煤炭，除煤炭需求减弱以外，多重原因造成了煤价一路下跌。曲剑午认为，煤炭过剩是煤炭自身的生产过剩和需求减弱之后相对过剩的共同结果。过去十年，能源行业的固定投资很大，产能释放期需要三五年，到现在加剧了供大于求的过剩局面。此外，融资难、融资贵导致企业财务成本居高。煤炭成本特别是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考验着国内煤炭的竞争力。曲剑午进一步解释道，物流中的转载成本比较高，装卸货物和站台使用费用导致铁路运输费用相对高企。
煤价下跌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煤炭储存超过两个月会自然分解，导致品质和价格下降，使得煤企竞相微利甚至赔本把煤卖掉。同时，随着进口煤优势愈加明显，直接“逼宫”国内煤炭。“进口煤最大优势是运费低。中国也会征收进口煤关税，但和澳大利亚、印尼都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进口关税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宋晋平说。
就目前山西所处的重重困境，接受本报调研组采访的众多山西本土官员、学者分析认为，仅靠山西自身力量难以突破，借鉴其他国家资源型地区转型经验，山西的未来出路需要中央高层从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上加以针对性研究和解决，需要施加外力推动山西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
另一个受到广泛认同的共识是，思路决定出路，山西要走出资源诅咒的困局，扭转当前市场意识和观念淡薄、思想封闭保守的状态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在陈国伟看来，山西是时候改变资源型经济的路子了。外部环境加速了山西经济下行速度，但最主要的还是山西自己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全国整体虽然经济下行，但改革、创新的活力还很活跃，而山西这样的活力不够。无论产业发展环境、政治生态环境，还是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的环境，均需要下大力气加以优化。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谢虎直言，新常态是适应全球市场化的问题。产品空洞化将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改善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改变“跨过娘子关、走出太行山、不愿再回头”的人才流失格局是山西亟须解决的问题。
潘云认为，市场经济意识薄弱致使山西很多有潜力的产业一直没能做大做强。“比如祁县的玻璃器皿、太谷的玛钢、定襄的法兰，相较于南方企业，缺乏市场意识，改革开放初期是短缺市场，企业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现在还保持这种思维方式，营销方式也停留在传统的‘找老乡、碰运气’，没有专人收集市场信息，企业没把营销作为策略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