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当天,除了太原外,同煤、阳煤、潞安、晋煤、潞宝集团分别在大同、长治、晋城、阳泉等地同时启动调研。从各金融机构的态度来看,煤企融资环境正在破冰,但各煤企高负债率、高财务成本等问题仍是需要直面的挑战。
银企互信增加 山西版“救火”措施显效
“今天走进阳煤化工新材料园区,才知道这个投资上百亿元的项目马上就要投产了,马上就可以看到现金流了,我们吃了颗定心丸。”和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唐鸿雁一样,不少金融机构代表在阳煤集团清徐化工新材料园区和阳煤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调研后均表示,此前对阳煤集团煤化工、装备制造领域的新产品、新项目所知甚少,这次调研坚定了与阳煤集团合作的信心。
据了解,近年来力推“强煤强化”战略的阳煤集团在化工板块的产业规模已位列全国前三甲,营业收入占比达40%。“‘十二五’期间,我们在化工板块投资达600多亿元,在建的九大化工板块今明两年就可以全部投产了,意味着这些项目即将开始产生现金流,正常还贷,负债率随即会慢慢降下来。”阳煤集团财务部部长王强告诉本报记者。
“基层分行可能对煤炭企业的情况比较有底,但是总行所有信息一方面来自新闻媒体和投资分析报告,另一方面来自总行信贷政策。总行风控人员不熟悉煤炭行业,没去过煤炭企业,听到一些舆论信息,加上信贷政策,就会非常谨慎。包括今年债市对煤企的突然转向,都是由于不了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所以这样的活动十分重要,力度还可以更大。”平安银行能源矿产金融事业部总裁樊位洲的观点广受认同,各金融机构纷纷建议煤企继续增加信息透明度,放大宣传利好消息,让市场投资人对煤企有更为客观深入了解。
实践已经证明沟通的力量。从7月13日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带队九大煤企在北京进行路演到8月18日,山西省煤企共完成7只债券发行,金额120亿元,共节约成本超5390万元。就在 “百名银行、经理进煤企”活动当日,阳煤20亿元短期融资券顺利发行,发行利率4.71%。
同样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给煤企管理层实打实地上了一课。“我们这些董事长都是挖煤长大的,对融资和财务关心并不多。这一轮严峻的债务形势可把大家搞醒了。而且煤炭人干得多、说得少,总觉得还是不要自己说自己好,但让投资人深入地了解企业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阳煤集团董事长翟红说。
融资环境破冰 资金链压力仍存
尽管经过山西省政府的一揽子“救火”措施,山西省属煤企在债市上的压力大大缓解,但其高达80%以上的负债率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巨额财务成本仍是拖累企业盈利水平的重要推手。“2015年上半年,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下降40%,但还盈利18.2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变为亏损65.9亿元,跌幅远超工业增加值降幅。这种断崖式下滑表明,在收入增长有限甚至下跌的情况下,企业存在巨额的刚性成本,而且呈现不断递增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债务成本。”山西大学投资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波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王强坦诚分析称,除了煤炭市场下行带来的冲击外,负债率高企主要是因为“十二五”期间的大规模投资。以阳煤为例,“十二五”期间煤炭板块投资达200多亿元,化工板块有600多亿元,这800亿元投资所产生的财务成本也是不小的数字。但王强表示,随着化工板块在建项目今明两年全部投产,相继产生的现金流有望逐步降低企业负债率。“可以说,目前的负债率水平也不可能再高了,毕竟这几年形势不好,企业不再具备大规模投资的能力。”
王强还告诉本报记者,近两年在高负债率的背景下,山西省各大煤炭企业都进行了正常的倒贷、还息,但是如果金融机构恶意抽贷,或者像今年4月份中煤华昱事件被有关舆论放大影响,造成煤企债券冰冻后,大家都会顶不住。即使“黄金十年”,这样突发的资金抽血同样会造成毁灭性后果。
基于仍然存在较大下行压力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尚未根本扭转的煤企困境,王强认为众多金融机构以及市场投资人对煤炭企业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改观,而是逐步有了信心。平安证券山西分公司总经理蔚先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山西省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加上市场的积极变化,正在使金融行业对煤炭的政策从坚决否定转变成疑惑,未来可能会变成肯定,但有一个过程。”
高杠杆怎么去?
去杠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煤炭企业如何剥离债务、去杠杆,从巨额的沉没成本中脱身?王强认为,应该尽快明确煤炭企业“白名单”,为优质煤企争取宽松的融资环境。今年年初,国家相关部委明确对煤炭、钢铁等五个产能过剩行业采取 “有保有压”政策,对要保的企业实行“白名单”,对要压的企业实行“黑名单”,但由于“白名单”一直没有公布,导致金融机构对所有煤企一刀切,严控信贷政策。
而对于呼声日高的 “债转股”策略,蔚先立认为,“债转股”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大的,一是市场认不认可,二是政府力度到底有多大?“债转股会涉及政府股权的稀释,山西七大煤企全是大型国有企业,政府、国资委目前并没有放手的想法。”
王强则认为,即使开展 “债转股”,也不能再沿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老做法。上次债转股是资产管理公司实实在在地转为股东,但当时也没有搞清产核资、没有评估,最后就出现了政府和资产管理公司间的矛盾。因此,他建议,中央政府成立专项基金,以优先股形式入股白名单企业,不参与日常经营,到一定期限撤出,这样企业就恢复了正常的融资功能,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有可操作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针对我国整体存在的“高杠杆”问题给出了较为系统的应对建议,即“缓增、稳调、去降‘三阶段’策略”。“缓增”即在短期(1—2年内)不要试图立即将杠杆率直接降下来,而重点是控制杠杆率升幅、加快债务重组,稳定实体部门企业紧张的资金链,做好不良资产的区分和隔离,避免市场预期和企业偿债能力快速恶化的负反馈。陈昌盛告诉本报记者,山西省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救火”举措可以说体现了这一“缓增”思路,效果较为明显。而“稳调”则是债务内部结构调整,“去降”是降低整体宏观杠杆率,最终真正恢复经济体系正常的融资和风险识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