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幕即序曲，对于全球经济而言，2020年是新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转承之年，同样对于中国而言，2020年也是转承的关键年，不仅衔接着十三五和十四五，还是三大攻坚战的决胜年。然而，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发生的变化，正在对市场预期产生巨大冲击，我将之称为主导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两种情绪。

第一种情绪：长期运行层面的增速下行焦虑

2019年三季度GDP 6%的增速已是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目标区间【6%，6.5%】的下限，更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尤其已低于了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速度，显露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而“十三五规划”既定的2016-2020年期间平均增速为6.5%以上，加之2016年中国经济曾实现了“L”型筑底（增速连续三个季度稳定于6.7%之后，四季度回升至6.8%），因而当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且降至6%的边缘，其信号意义就一定超过实际意义，尤其是市场因此担忧经济将长期处于下行趋势。

当然除了多年经济高速以及中高速增长的惯性之外，市场对经济下行的焦虑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经济逐渐结束了中高速增长状态，转而陷入了超过20年之久的趋势性降速，1991-2000年期间日本平均增速仅为1.3%，2001-2018期间则进一步降至0.8%，但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经济开始趋势性降速时，其人均GDP已近3万美元。目前中国人均GDP刚达1万美元，增速已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降至7%左右的中高速水平，一旦出现日本那样的长期趋势性经济降速，相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必然要增加。

不过，就涵盖就业和通胀等经济运行信息的GDP名义增速而言，三季度GDP名义增速为7.6%，依然高于危机初期6.5%的低点（2009年二季度）和“L”型筑底期间的6.4%低点（2015年四季度）；而且十三五期间的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的波幅明显收窄，反映出经济运行的稳态。反观日本经济，在长期降速趋势确立之后，其名义GDP的下降态势较实际GDP更为明显，且经济运行的波幅也未明显收窄。

另外，观察日本由中等收入水平向中等偏上水平发展期间，即人均GDP由6000美元向1万美元增长阶段，其经济增速年均降幅为0.4%，要高于相同发展阶段中国的降速水平，而且日本经济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依然保持了10年的中高速增长，1982-1991年期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为4.5%，期间其人均GDP由1万美元升至近3万美元。

因此，中国经济自2012年由高速阶段降至中高速之后，经济增速如何由“筑底”成功“筑台”，将中高速增长态势保持住，并顺利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是今后中长期内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三大攻坚战的决胜显得至关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破题显得至关重要，而这两个“至关重要”均将在2020年得到检验，届时检验结果将决定经济下行的焦虑情绪，要么应刃而消，要么进一步自我实现。

第二种情绪：短期波动层面的通货膨胀担忧

2019年以来，在猪肉价格带动下，食品价格涨幅由年初不足2%持续快速上升，截至10月末，涨幅已升至15.5%，是过去11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期CPI的整体涨幅也由年初的1.5%升至4%左右，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按照目前的态势，预计在2020年上半年之前CPI涨幅还将进一步上行，央行在三季度货政报告中也指出“进入2020年下半年后，CPI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将逐步消退”，因此当前经济增速和物价指标的“一降一升”的局面，表明经济运行的供需失衡程度仍在上升。

另外，在本轮CPI涨幅上升过程中，非食品价格涨幅并未同步上行，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非食品中的服务价格涨幅由9月份的1.3%回升至10月份的1.4%，而在之前几轮的通胀过程中，食品价格上涨向非食品的传导，均是从服务价格开始的，而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原有的供需结构分析就不再有效。

另外，近年来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变化，尤其是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已明显下降，但至今，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仍接近40%，而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高于65%，换而言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仍然高达1/4，而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势必会影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加之近年来居民的名义收入增速始终低于10%，而通胀水平整体涨幅的持续扩大，还将进一步削弱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预期。如果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居民出于维持购买力最大化的考虑，很容易增加当期消费，进而加重通胀压力。

因此，对于2020年而言，除了长期经济下行的焦虑之外，对通胀的短期担忧将更直接地影响经济运行，相应对决策层和政策部门而言，在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逆周期宏观调控之间的平衡难度更大，消除主导2020年经济运行的两种情绪更是当务之急。

文 | 简容 （经济学博士，就职于国有大型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