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本来是法律上一种对事实认定的规则，其强调法官在进行裁判时，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而在煤矿安全监察执法过程中，就行政相对人而言，从问题发现到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再到自由裁量以及最后的处理、处罚决定，我们的监察员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扮演的其实就是一名“法官”的角色，因此，“自由心证”制度也同样适用于煤矿安全监察执法活动，对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然而，在原有的煤矿安全监察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再谈涉及“自由”的话题会不会使得行政执法权力泛化、尺度失衡？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从辩证的角度厘清“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自由心证”是自由裁量的前提和保证。需要明确的是，作为行政执法主体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我们和煤矿企业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我们的执法活动也不是彼竭我盈、机关算尽的“猫鼠游戏”，任何戴着“有色眼镜”的执法，其初衷都是有失公允的，一架失衡的天平很难称出人民满意的治理效能，煤矿安全监察作为行政执法的一种方式，首先应当是对被监察对象的一次服务，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监察员的职业往小了说是督促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往大了说就是保护矿工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煤炭行业健康发展。在开展监察之初，应该本着对煤矿企业信任的态度，认真梳理名目繁多的图纸资料、规程措施、台账记录，同时要根据井下情况、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来客观判断、理性印证这些“传来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合理、适度地运用逻辑推演，努力还原违法行为发生的真实过程，透过静态资料、数据的表象看清动态不安全行为的本质，找准问题病根，发现隐患源头，从良知、理性和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在内心深处反复论证违法事实的法律认定、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不断提高洞察力和辨别力，做到既不偏听偏信、失察失责，也不吹毛求疵、洗垢索瘢。“自由心证”不是盲目任意的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先入为主、受个人主观好恶因素影响较大的内心确信制度，其过程是对执法环节的全面复盘，也是对矿井安全生产水平的整体把握，更是在工作中善于利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哲学原理来指导实践的重要体现。因此，只有充分发挥“自由心证”制度在隐患查处、事实认定、证据采集等环节中的作用，才能为自由裁量作出决策奠定坚实可信的基础。

　　自由裁量是“自由心证”的演进和结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自由心证”是自由裁量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前者主要存在于执法过程的现场检查阶段，后者则存在于违法行为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在监察实践中，被应用最多的不是法律明确规定、没有选择余地的羁束行政行为，而是存在一定弹性幅度的裁量行政行为，如没有明确的减轻、从轻、从重处罚事由，涉及罚款的行政处罚金额大都会落在一般处罚区间内，执法人员可以在一般处罚的上限和下限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但究竟应该是偏上限处罚还是偏下限处罚，在《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的同时，还需要作为兜底和补充的“自由心证”制度在为实现行政执法过罚相当、罚当其罚上提供合理性的支撑，进而避免人为的主观臆断、随意决策。尤其在面对一些煤矿企业排斥执法不配合、提供情况不真实、干扰检查“打游击”等情况时，可能我们无法形成标准化的有形证据，但满怀对职业崇高的敬畏之心，对蓄意违法的憎恶之心、对惩恶扬善的公道之心，在合法裁量的框架内充分发挥“自由心证”制度的综合优势，全方位考量各环节因素，结合违法情节和后果的严重程度，努力作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决。因此，“自由心证”说到底就是为了服务于自由裁量的科学决断，同样，自由裁量也是“自由心证”的终局性呈现。

　　《论语·为政》中提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处罚不是目的，关键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唤起违法企业向社会正常生产秩序主动回归的良知，只有每一位煤款安全监察员在行政执法中尽可能保持中立的态度、恒念依法行政的初心、谨记宪法宣誓的庄严承诺，坚决杜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粗暴执法，善于综合运用“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来将国家监察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有效的安全生产环境，才能使我们煤炭行业这艘能源领域的“航母”行稳致远、砥砺前行。（作者：辽宁煤监局 吉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