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方案的内容，近日上海本地媒体报道，规划中的上海自贸区由外高桥保税区、洋山港保税区与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组成，共占地28平方公里。突破性的政策包括在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
上海近年的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前面，创新不断，对于深圳这个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特区来说，已形成倒逼之势。2010年，深圳成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再往前，2008年，深圳成立前海湾保税港区。当时的说法是：前海在人民币离岸金融方面，先行先试，逐步建立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并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而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也将转型升级为自由贸易区。
三、五年过去了，深圳新时期的特区前海，虽在诸多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突破，如在今年1月份，率先试点人民币跨境贷款，但给人的整体感觉，突破的空间还可以更大，路走的更远。现在，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进行时的反衬下，前海的探索格局已成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形势逼人。下一步，前海该怎么走？如何取得更大进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于6月6日-8日，连续采访多位专家。
前海要敢把“先行先试”的政策用足
“不能等，要先去做。现在人人都想向中央要政策，等你要到政策，黄花菜都凉了，来不及了。”针对全国改革开放大形势和前海近些年的发展现状，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国文博士显得颇着急。
王国文博士曾受招商局之托，做过一个前海湾保税港区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课题，对相关情况很熟悉。
王国文的思路当然属于那种敢想敢说型的。他认为，中央其实已在相当范围给了前海一个大机会，允许你“先行先试”。这给了你一个基本精神：在能操作、可操作的方面，先行动起来。前海可以用足中央的政策，要敢闯敢试。“不是说，你先得出结论，再去争取政策，然后再去做。而是你先做了，再总结，不行的，就停掉，行的，再有政策予以确认，规范和完善这个制度。”
王国文以跨境人民币贷款的事为例，说明更大的突破性进展其实事在人为。今年1月28日，前海在全国率先试点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涉及金额26.2亿元。王国文认为，这是个创举，意义重大，关键是后续动作要跟上。现在各届担心，境外人民币这么便宜，境内人民币利率要高很多，会不会形成套利，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王国文认为，这个担心不无道理，但并不意味着前海没有操作空间了。
“境外借来的人民币不让出前海，那你还谈什么人民币回流机制？”王国文说。
据了解，目前离岸人民币只能用于前海项目，只能在前海使用。当然，这对前海自身，特别是物理上的前海建设有许多好处，但在王国文看来，这相当于人民币回流走到半道上停住了。深圳在珠三角规划纲要中的定位是全国和区域的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如斯把钱圈在前海，经济中心的功能与作用也就很难发挥。现在内地很差钱，很多地方没钱搞开发，香港人民币利率同境内比起来，有3个点左右的利差，为什么不让这些便宜的资金流到内地去呢？
“让央行简单放行，不现实。但你可以出细则，把这个资金流向管起来，比如，前海是否可以到内地去，让各地政府到前海设桥头堡，抽调前海资金池里的资金去内地投资搞建设，支援西部大开发，同时你的管理细则，对这个资金的流向作个规范。”王国文说，“这样人民币回流内地的桥不就搭起来了吗？这样叫试验田才有意义。”
按王国文的说法，前海的资金池必须有进有出，才会活起来，才能产生巨大流量，才能形成国际影响力。“让离岸人民币回流内地，支援西部建设，是个多赢的格局，各方都会接受。你的管理细则设计得好，资金监管到位，相信央行也会支持。”王国文说，这其实就是个分解动作，把原则上不方便实行的东西，分解成可操作的游戏规则，就形成突破。而这里面的关键词正是：要敢闯。
“先把孩子生下来，再去上户口，”王国文笑说，“当年小岗村，蛇口工业区，什么时候等过政策？不都是先干了，再规范？”这或许是一个改革的基本经验，所有的改革方略不一定都是设计好了的，有时是没法设计的。
用制度制造洼地才会有人才资金流入
“现在前海的建设搞得如火如荼，如果前海的制度建设也这样火热就好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员、学术评审委常务副主任冯苏宝说。
在深圳冯苏宝是一位长期追踪过自由贸易区问题的专家之一，关于前海问题，也在去年就给本刊写过热点评论，对开放问题的研究更是颇有心得。此次关于“倒逼前海”冯的看法是：物理建设好做，制度建设难为。
前海是什么？物理的前海早就有了，但为什么前海最近几年才叫得响？当然还是指你制度的前海，制度创新的前海。
中国有句俗话：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前海如何吸引高端人才，带着大资金进驻？关键还是要靠制度。
“必须依靠制度制造洼地，才会有要素的流入。”王国文也持同样的看法。没钱赚，谁会来？资本是逐利的，生意人是要赚钱的，这符合他们的职业操守。“一要有钱赚，二要安全感。”王国文认为，你的制度如果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制度建设方面，前海可拓展的空间很大。以前海湾保税港区为例，现在海关实行一周7天工作制，当然这已是创新了，过去是一周5天。但是，你仍然只是一天8小时，对于国际配送、国际采购来说，仍存在效率上的障碍。而且保税区实行的是二次报关，进来要人工单据，出去也要人工单据，效率低，离自由贸易差得很远。当然你是保税区，还不是自由贸易区，但你是否非要等到中央给你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才能去做制度突破呢？你是否可以在目前保税港区的框架下，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先行先试自由贸易区才有的做法呢？
“完全可以先做。你比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为什么不可以全免？先免了，等做起来再收不迟。”王国文说。现在上海一些港企高管，为什么仍然把工资放在香港？就因为个税问题。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区，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全免，因为你必须制造洼地吸引人。
“在通关便利上，其实也可以运用新技术，形成突破。”王国文介绍一种虚拟围网和虚拟监管。过去，海关用物理围网围起来，现在，你可以贴上电子封条，通过GPS定位，一旦你的货物离境，就自动报警。
“过去咱们讲自由贸易区，叫‘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现在咱们的保税区，是一线没放开，二线管住了，区内也干预，三重管理。”王国文认为，目前咱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可为的空间相当广阔。
而冯苏宝则认为,制度的软环境是决定前海成败的关键因素。“只有制度跟上去了，软环境好了，才会有国际顶级金融玩家进来跟你玩。”冯苏宝认为，没有国际顶尖级金融大腕来，前海要想做好，难度很大。
前海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发展
上海试验自由贸易区，破题之处的定位就是“国家战略”。这当然也相应给前海提出问题，地处深港之间特定的地理区位，前海的定位同样也更应该是国家战略，前海不仅仅是深圳的前海，更应是香港乃至全国的前海。
“当初建前海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探索特区未来30年的下一步改革开放之路，也是为了探索中国的未来30年改革开放之路。”王国文说。在这个意义上，前海冲开一条新路，无疑也是给中央积累经验，为全国提供借鉴意义，为香港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提供支持。应该从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前海的试验。
在自由贸易方面，中国已经落在后面了。这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连印度都不如，印度都有500多个自由贸易区，我们还一个都没有。”王国文说。
目前在自由贸易方面做得成功的，有新加坡、阿联酋的迪拜、德国的汉堡。尤其是迪拜，在一个弹丸之地，做了20几个自由贸易区，从汽车、软件、金融、医药，很多行业贸易结算中心都进去了。
迪拜能做的，其实前海也能做。按王国文的说法，“前海的开放之路，假如说，咱们要把它建成一个要素聚集的区域，每平方公里GDP达到100亿，那就必须要有全球要素配置能力。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就要有全球结算中心，然后咱们顺着供应链把人民币放出去。境外谁要买我的东西，我的供应商就可以贷给你人民币，咱以‘买方信贷’的方式，让人民币走出去。这是一个全球的链条，人民币要国际化，顺着这个链条走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前海应该要眼睛朝外看，要作为国家的前端，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全球化时代，意味着必然是资源全球配置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进出口总值全球第一的大国，如果不能在全球配置资源中，通过贸易自由获得自己参与全球化的资源，经济转型也是没法完成的。在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中，深圳本来的定位是加快转型，如斯前海的战略价值，是非常鲜明的。
深圳建立自由贸易区条件得天独厚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是深圳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参与过前海的政策制定，他认为，深圳完全可以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且条件得天独厚，因为毗邻香港，而香港本来就是自由港、自由贸易区。
郭万达为记者厘清几个概念：英文简写的FTA，有时指的是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有时指的是Free Trade Area（自由贸易区），而自由贸易区还有一层意思是Free Trade Zone（FTZ，特指“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园区），这三种概念形式的自由贸易，深圳因比邻香港，都有得天独厚的空间条件去做。这也是上海专家不断提示记者的一个“深圳优势”。
对于深圳设立自由贸易区可能采取的形式，郭万达认为，共有四种模式：
一、小型的，将现在的前海湾3.7平方公里的保税港区,设为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也可以扩大一点，将前海15平方公里，设为自由贸易园区。
二、中型的，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目前深港边境深圳境内已有的盐田、沙头角、福田和前海湾四个保税区转型升级为自由贸易园区（FTZ），深圳单搞，不考虑香港；二是深圳和香港在CIPA框架下签一个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将盐田、沙头角、福田、前海湾四个保税区和香港的河套地区一起打包，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如果是这样，就比上海的28平方公里还要大。
三、大型的，将深圳关内390平方公里的特区，全部划为自由贸易区，重新启用二线关，采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游戏规则。
郭万达认为，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将深圳关内390平方公里的特区划为自由贸易区不现实，监管难度太大。而深港合作共建自由贸易区，也需要和香港方面协调，最容易实现的，就是将前海转型升级，成为自由贸易园区，仅仅是前海湾，面积太小，整个前海15平方公里，比较合适。
而记者从深圳银行界和上海企业界消息人士了解到的信息是，深圳确实也向国务院报批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方案，可能在上海的方案获批后，在深圳和天津两个地方，会有新的自由贸易区获批。
深港经济转型有赖于共建自由贸易区
总结自由贸易区的好处，王国文说，自由贸易区可以克服各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局限，消除程序和管制所造成的低效，克服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整体基础设施落后的瓶颈。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简化的、更加自由的制度条件。而从制造业发展的角度，依靠降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消失殆尽，而在物流领域，仍有较大幅度的空间。自由贸易区降低交易成本、简化手续、缩短时间的效应将在企业和区域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两地经济刚好是互补型的，”郭万达说。香港97%都是服务业，需要实体企业支撑，特别是2.5级的产业，不完全是第二产业，也不完全是第三产业，而是处在两者之间，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深圳刚好有强大的制造业，需要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而这方面，又是香港的强项。
郭万达介绍，目前香港岛和九龙的地价都特别高，能够释放的相对廉价的土地也都在边境一带。现在有个提法，叫香港再制造。香港完全可以在边境，与深圳共建自由贸易区，利用内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实现再制造，把经济做得更实一点。
据了解，香港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香港和新加坡同为国际自由港，但制度竞争力远不如新加坡。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排名，新加坡一直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中国香港则排的比较靠后，在第八，中国则排到第三十。新加坡之所以能把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都整合过来，完全是因为它提供一个便利化的制度，没有便利的制度环境，就没有要素的聚集。香港差不多和新加坡一样，没有任何政策捆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为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香港做不到呢？
王国文告诉记者，香港其实应该把自己看成地球的一员，在全球视野里要竞争力，而深港紧密合作，无疑会提升双方的竞争力。
“香港应该明白，不是说你跟深圳合作了，深圳会来抢香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而是深圳和香港一起，强化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王国文说。
制度创新中技术创新不能缺席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邹蓝认为，目前前海过度关注虚拟经济，而对实体经济关注得不够。对此，冯苏宝、王国文都有同感。
王国文认为，深圳，包括前海，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不重视实体经济；二是不重视物流的支撑作用。“我们抱着全球枢纽大港的地位，抱着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资源，不接着在这个方面去发挥，去深耕，去配套，去完善，去提升，就会把整个经济生态懈怠掉。”
记者问：你如何评价马云的菜鸟物流落户前海这件事？郭万达说，无疑应该肯定，同时也是深圳意识到了资金还要和物流叠加组合，虚拟离不开实体经济，开放空间，容纳马云，显然是深圳前海做实经济的一个重大举措。
“马云做物流，马明哲做互联网银行。深圳还有一个马化腾。这三马在深圳‘合群’是个什么概念？单说互联网银行，就是对传统银行的突破。现在你要在哪里开个银行分支机构，要找这个部门批，那个部门批，但借助互联网的网上银行，面对的是全世界，业态变了，就目前的情况看，你就不存在开个分支机构需要审批的问题。”
“未来的创新，既是制度的创新，也是技术的创新，制度创新当然居于领导地位，但仅仅依赖制度的创新是不够的，有时候是需要用技术去突破限制的，”郭万达说。而马云、马明哲、马化腾们，就是靠技术创新，来形成了商业上的突破，他们刚好都在前海：除菜鸟物流外，前海的平安大厦正在建设中，而腾讯也已在前海申请用地，拟搞创新金融。
开放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体制
对于上海成立自由贸易区，郭万达认为，应该为上海欢呼，这其实对深圳、对前海、对全国的开放，都是一个促进，说明开放的力量更大了，可以更好地克服各方面的阻力。
说到开放的体制性阻力，郭万达感触很深。当初前海上报方案，开放的力度是很大的，可等到各部委会签完毕，就大打折扣。
“上海报的方案会不会打折扣？我看会的。”郭万达说。郭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内先行先试人民币试资本项下的可兑换，短期内不可能获批。因为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涉及到国家金融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冯苏宝也持同样的看发。冯表示，如果人民币资本项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放开，就意味着在全上海放开了，那也就意味着在全中国放开了。因为，金融不同于物流，不是你有个物理围网就可以围得住的。
当然，人民币到底要不要放开，国家批不批，毕竟还属于认识范畴，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部门利益和体制性阻力。王国文拿保税港区为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各地保税港区都是地方政府申请批准成立的，在管理上存在诸多制度摩擦：
一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主管部门，对保税港区进行统一的管理。中央多个部委对保税港区的定位和管理认识不尽一致，管理政策容易发生冲突。
二是存在中央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保税港区管理机构三层管理，地方政府作为中间管理层，要关注地方利益，管委会作为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或特设机构，很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中央职能管理部门所设立的垂直管理机构，如海关、国税、外汇、国检等，会按照“条条”政策来执行，很容易造成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
另外，目前我国大多数保税港区实行管委会与开发公司“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种政企合一的管理方式导致行政成本过高。
这些问题，是现在保税区面对的问题，也是将来自由贸易区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