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与“暂缓”
理论博弈现实
煤炭资源税改革大方向是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而就当前改革推动的时机是否成熟，则存在“尽快”和“暂缓”的分歧。
以地方政府特别是资源产地政府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近几年资源品价格上涨，资源大省并未共享发展成果，当地能源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但地方财政收入却不见增长。
以煤炭企业为代表的观点则坚持，当前并不是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的好时机，因为煤炭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形势均不稳定，煤炭企业承担和转嫁税负的能力都不强。改革一旦推进，势必造成企业负担过重、员工人心不稳、煤炭供应失去保障、加重国内经济复苏的压力。
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产煤大省山西共生产煤炭119.3亿吨，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但山西一般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却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山西地方税收占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47个百分点，排名倒数第二，而由于与煤炭产业相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大部分上缴中央，山西省中央级的税收占比排名全国第二。
记者同时了解到，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也确实在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不见增长，煤炭企业税负却有增无减，增加的税收是否都到了中央财政的口袋呢？
一项统计分析和抽样调查结果或许可以说明真相：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的税负水平相对1994年税制改革前大幅提高。1993年至2004年，国家平均每年比改之前多征税5.12%，抵减中央补贴后，累计多缴562.93亿元之多。近年来，这一势头仍然持续。以山东能源集团为例，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该集团汇总缴纳税费总额由16.8亿元增加到174亿元，增加了9.4倍。而就在今年煤炭市场价格迅速下滑的过程中，许多煤炭企业利润开始下滑，但税负却没有减少，目前山东能源集团吨煤税费负担仍高达每吨160元至170元。
清费再立税
好饭最怕夹生
一边是煤炭企业税负加重，一边是地方政府不能“坐享其成”。这样的畸形现状导致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地方政府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
据统计，目前我国煤炭行业的税费名目繁多，其中不少都是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征收的。如，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疏干排水水资源费、河道工程维修费、矿产资源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拆地补偿费、水资源费、地方教育附加费、煤炭价格调节基金、育林基金、水利建设基金、县乡公路维改费等。在这些税费项目中，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差别较大，有的按售价征收，有的按销售量征收。
历次税费制度改革都以清税立费作为出发点，结果却都是背道而驰——税立了起来，费却没有清理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政府或少数部门将征税作为寻租的工具，也使税收的功能渐渐弱化了，并没有真正起到解决公共问题的作用。
由于制度欠缺等原因，煤炭行业已经成为全国税负最重的行业之一，行业内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税负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此外，由于大多数小煤矿实行包税制，现行税制对他们影响不大，税负过重的主要是国有煤矿。大型国有企业改制或重组所产生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税负也普遍偏高，这些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实现优先发展的公司税负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