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友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最为重要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凸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已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我国实体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即：（1）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的实体经济结构才能有牢固的发展基础，扶正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实体经济转型中亟须解决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2）提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实体经济只有通过创新来驱动增长，才能扭转以往粗放式发展的颓势，提升产出的附加价值，孵化出以我国为原产地的自主创新品牌。（3）注重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才能定义为经济发展，单方面追求速度往往会损害全社会的福利。只有将实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抓上去，转型的目标才算真正的实现。
金融是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大，现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更应当努力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转型。
那么，金融如何在实体经济转型中更好地发挥服务和促进作用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转变金融发展模式。
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我国金融的主要作用是，服务资源开发、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并形成了大规模的、以间接金融（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为主的金融发展模式。现今，这种发展模式的动力和惯性均已逐步消失殆尽。近几年，我国金融资产的规模高速膨胀，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时候，金融却仍然维持着高速的增长势头，这种上升的动力来自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利润分配失衡。我国金融发展逆经济发展之势而上，表明当前的金融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衰减，也传递了金融与经济之间不协调的信号。因此，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后，金融必须通过改革做出调整，找出服务实体经济转型的办法。笔者认为，为了支持并促进实体经济转型，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模式转型。要想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在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金融中介应由以往支持总量经济增长的、粗放的扩张模式，转变为与实体经济转型要求相适应的、高效的集约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服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金融中介是金融业的核心和枢纽，但其核心作用不是体现在资产规模上，而是体现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作用上。因此，要想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资产规模的收缩是必要的，这样不仅能提高单位资产的边际使用效率，还能减少转型过程中的资产风险和金融中介对大规模项目的依赖。
（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而金融能够提供各式各样服务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只要利率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能基于利率水平的浮动合理地确定风险水平，那么金融创新的发展就有了微观基础，金融就有能力创造出差异化的产品和业务，以此来满足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项金融需求，尤其是可以为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找到支撑点。
（三）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层次分明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金融发展模式转变的最终目标，金融市场体系是对一切金融形式的总体概括。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模式是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因此，金融市场体系转变的主要任务就是，强化直接金融的发展。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就好比金融市场体系的双足，偏废哪一边都会导致跛行，使金融产生功能缺陷，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种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此外，发展直接金融的过程中也应注重结构优化问题，应做到股票和各类债券平衡发展，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的作用。
按照“金融中介资产瘦身→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转型”的思路来调整金融模式，以适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是合理的。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中介机构不会内置大规模的金融资产，这样既会抹杀效率，又会加大风险。金融中介瘦身后，再开放利率价格，就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削减金融中介的资产价值波动风险。在减少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全面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辅以配套的各种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就能实现金融转型的软着陆，实现金融这个“工具”的更新换代。这样的“工具”，实体经济在转型过程中才用得顺手。按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型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应促进“四化”的同步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才能保证经济协调发展。要想在经济转型中协调“四化”的发展，应该通过金融来重新调配资金。合理分配“四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保证实现均衡发展。金融业通过资产瘦身，可以摆脱对大项目的依赖，使其可以轻装上阵服务“四化”建设。具体分析，金融应优化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金支持结构，如鼓励新兴工业的发展、改造或淘汰落后的旧工业，加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的投资。金融应全面提高对于信息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前者力争使信息化可以渗透到社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支持新型信息化工业的建设、旧工业的信息化改造、农业信息化发展和城镇信息化的完善。后者有助于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金融功能排斥、金融资源稀缺、金融服务落后等问题，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现，夯实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基础。
第二，金融应致力于促进实体经济创新，确保由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利用得好，有助于自由化市场的实现，鼓励创新。我国形成“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僵化的利率制度。低水平的固定利率压低了要素和投资的价格，变相地为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补贴。利率市场化后，要素和投资的价格就能合理地反映出来，使过去依赖这二者发展的实体经济被迫转型。利率市场化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市场化，市场化鼓励竞争，竞争则是创新发展的最优环境。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可以在竞争中找到生存之道，进一步体现出创新的优势和活力。因此，金融通过自由化的改造，可以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并鼓励创新，为转型后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三，金融应发挥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强化彼此之间的社会责任，帮助实体经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扭转实体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迫害，是转型的主要任务之一。提高实体经济的环境保护意识，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约束。实体经济的内部约束来自于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往往通过各式各样的金融手段来提供激励措施，如股权激励、贴息等，因此，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立后，就可以通过各种金融手段，从内部来约束实体经济的社会行为，使其认真关注环境损害成本。实体经济的外部约束来自于金融业的社会责任，金融如能全面提倡低碳金融、绿色金融、生态金融等发展理念，就能使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的实体经济陷入资金壁垒。而金融能贯彻这些理念的前提是金融多样化的发展，金融的盈利渠道不再单一，便有能力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总之，金融应该从内外两方面，来约束实体经济的环境破坏行为，促使实体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
安世友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最为重要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凸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已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我国实体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即：（1）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的实体经济结构才能有牢固的发展基础，扶正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实体经济转型中亟须解决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2）提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实体经济只有通过创新来驱动增长，才能扭转以往粗放式发展的颓势，提升产出的附加价值，孵化出以我国为原产地的自主创新品牌。（3）注重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才能定义为经济发展，单方面追求速度往往会损害全社会的福利。只有将实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抓上去，转型的目标才算真正的实现。
金融是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大，现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更应当努力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转型。
那么，金融如何在实体经济转型中更好地发挥服务和促进作用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转变金融发展模式。
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我国金融的主要作用是，服务资源开发、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并形成了大规模的、以间接金融（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为主的金融发展模式。现今，这种发展模式的动力和惯性均已逐步消失殆尽。近几年，我国金融资产的规模高速膨胀，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时候，金融却仍然维持着高速的增长势头，这种上升的动力来自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利润分配失衡。我国金融发展逆经济发展之势而上，表明当前的金融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衰减，也传递了金融与经济之间不协调的信号。因此，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后，金融必须通过改革做出调整，找出服务实体经济转型的办法。笔者认为，为了支持并促进实体经济转型，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模式转型。要想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在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金融中介应由以往支持总量经济增长的、粗放的扩张模式，转变为与实体经济转型要求相适应的、高效的集约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服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金融中介是金融业的核心和枢纽，但其核心作用不是体现在资产规模上，而是体现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作用上。因此，要想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资产规模的收缩是必要的，这样不仅能提高单位资产的边际使用效率，还能减少转型过程中的资产风险和金融中介对大规模项目的依赖。
（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而金融能够提供各式各样服务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只要利率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能基于利率水平的浮动合理地确定风险水平，那么金融创新的发展就有了微观基础，金融就有能力创造出差异化的产品和业务，以此来满足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项金融需求，尤其是可以为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找到支撑点。
（三）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层次分明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金融发展模式转变的最终目标，金融市场体系是对一切金融形式的总体概括。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模式是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因此，金融市场体系转变的主要任务就是，强化直接金融的发展。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就好比金融市场体系的双足，偏废哪一边都会导致跛行，使金融产生功能缺陷，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种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此外，发展直接金融的过程中也应注重结构优化问题，应做到股票和各类债券平衡发展，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的作用。
按照“金融中介资产瘦身→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转型”的思路来调整金融模式，以适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是合理的。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中介机构不会内置大规模的金融资产，这样既会抹杀效率，又会加大风险。金融中介瘦身后，再开放利率价格，就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削减金融中介的资产价值波动风险。在减少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全面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辅以配套的各种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就能实现金融转型的软着陆，实现金融这个“工具”的更新换代。这样的“工具”，实体经济在转型过程中才用得顺手。按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型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应促进“四化”的同步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才能保证经济协调发展。要想在经济转型中协调“四化”的发展，应该通过金融来重新调配资金。合理分配“四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保证实现均衡发展。金融业通过资产瘦身，可以摆脱对大项目的依赖，使其可以轻装上阵服务“四化”建设。具体分析，金融应优化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金支持结构，如鼓励新兴工业的发展、改造或淘汰落后的旧工业，加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的投资。金融应全面提高对于信息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前者力争使信息化可以渗透到社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支持新型信息化工业的建设、旧工业的信息化改造、农业信息化发展和城镇信息化的完善。后者有助于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金融功能排斥、金融资源稀缺、金融服务落后等问题，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现，夯实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基础。
第二，金融应致力于促进实体经济创新，确保由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利用得好，有助于自由化市场的实现，鼓励创新。我国形成“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僵化的利率制度。低水平的固定利率压低了要素和投资的价格，变相地为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补贴。利率市场化后，要素和投资的价格就能合理地反映出来，使过去依赖这二者发展的实体经济被迫转型。利率市场化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市场化，市场化鼓励竞争，竞争则是创新发展的最优环境。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可以在竞争中找到生存之道，进一步体现出创新的优势和活力。因此，金融通过自由化的改造，可以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并鼓励创新，为转型后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三，金融应发挥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强化彼此之间的社会责任，帮助实体经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扭转实体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迫害，是转型的主要任务之一。提高实体经济的环境保护意识，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约束。实体经济的内部约束来自于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往往通过各式各样的金融手段来提供激励措施，如股权激励、贴息等，因此，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立后，就可以通过各种金融手段，从内部来约束实体经济的社会行为，使其认真关注环境损害成本。实体经济的外部约束来自于金融业的社会责任，金融如能全面提倡低碳金融、绿色金融、生态金融等发展理念，就能使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的实体经济陷入资金壁垒。而金融能贯彻这些理念的前提是金融多样化的发展，金融的盈利渠道不再单一，便有能力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总之，金融应该从内外两方面，来约束实体经济的环境破坏行为，促使实体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