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

　　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科研人员

　　监测到令人鼓舞的消息

　　在历经5省市约1800公里的旅程后

　　放流的中华鲟已陆续抵达长江口

　　即将进入大海开启新生活

　　自1984年以来

　　三峡集团已连续开展

　　65次中华鲟放流活动

　　累计放流数量近530万尾

　　“子二代”中华鲟

　　数字的背后

　　是一群长江护鲟者

　　跨越40年的守护接力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 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华鲟放流（中华鲟研究所提供）

　　保护中华鲟，赛程远比想象的漫长。

　　2022年春，我们来到位于湖北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采访了跨越四十年、接续五代人的中华鲟守护者们。

　　从他们的探索与尝试、成果与遗憾中，我们勾勒出涵盖鱼池、实验室、中华鲟研究所与江海的“护鱼版图”。而征途上所有的碰壁与破壁，都是为了让中华鲟赢得更多的生存时间与空间。

　　鱼池

　　▲ 2011年11月10日，中华鲟研究所进行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工作，授精完的中华鲟卵放在专用的孵化器里开始孵化。科研工作人员正在观测孵化情况。 摄影：黎明

　　“生了！”研究所里传出一阵欢呼声。

　　一群人扒在半个篮球场大小的人工水池边瞅了十多个小时，直到鱼腹下喷出黑豆似的鱼卵。“这是向来安静的研究所中，每年为数不多的欢呼时刻。”研究所宜昌实验站站长张德志回忆道。

　　1994年，22岁的张德志毕业后来到中华鲟研究所，从事中华鲟繁育工作。

　　他曾被野生中华鲟的生命力震撼过，“大尾一摆，鱼卵就黑黝黝喷一船，哪儿哪儿都是。”

　　可一旦进入人工驯养的静水环境，“哪怕一粒卵也见不着了”。

　　解决不了产卵难题，人工繁育工作就无从谈起。张德志要找到影响中华鲟排卵的关键因素，重启这趟生命的循环。

　　▲ 2013年12月16日，又一批中华鲟子二代繁殖成功。摄影：黎明

　　喂食与清洁之余，张德志就“窝”在水池边，花上大量时间摸索中华鲟的饮食与活动规律：温度要控制在18到20度之间，窗帘要按时打开，食物不能喂太多，但接近排卵时就要抓紧投喂……

　　人工饲养的子一代中华鲟，性腺发育相对迟缓，性成熟个体较少。“压力太大了。适龄的中华鲟每年只有一两条，失败一次就是前功尽弃啊”，张德志说，“最难熬的时候，几乎能听见白发蹭蹭往外冒”。

　　为了检测中华鲟的性腺发育水平，研究员要扛着检测仪，下到齐腰深的水中。受惊的鲟鱼撞过来，“尾巴一扫，大腿上乌青一片”，可张德志却因这种横冲直撞的野性而高兴。

　　池中，中华鲟悠然游动。池边，张德志“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十几年。

　　2009年，相继攻克亲鱼选择、发育调控、催产等环节后，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破膜而出，人类首次准确探到中华鲟种群永续的脉动。

　　现在，研究所已建立起国内最大规模的子一代与子二代人工种群梯队，今年新繁育的25万尾子二代中华鲟已在这个春天回归江海。

　　但每年放流季，运鱼车辆离开研究所的那一刻，张德志还是会感到不舍，很长一段时间心里“空落落”的。

　　实验室

　　▲ 正在进行受精后脱粘操作的中华鲟卵（中华鲟研究所提供）

　　最初，朱欣眼中的中华鲟是“娇弱”的。

　　1991年，朱欣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负责幼鲟培育。尽管亲鱼一次产卵可达30万-130万粒，但在未来5天内，自然界只能有不到10%的鱼卵孵化为鱼苗。这些鱼苗依靠自身的营养，维持接下来几天的生命。

　　一旦营养供给结束，能否开口摄食，是继续存活的关键。

　　幼鲟天性“倔强”，哪怕水池温度稍低1度，便闭紧嘴巴，不吃不喝。

　　食物本身也是难题。研究人员从江中捕来蚯蚓、蚊幼虫和小鱼虾，它们所携带的细菌又会引起鱼病。

　　▲ 上世纪90年代，科研人员培育鱼苗（中华鲟研究所提供）

　　最初几天，不到1厘米的鱼苗占据了研究所里几乎每一个能找到的水盆和水桶。这种“盛景”很快消失。“随时就会有几尾漂上水面，鱼一不吃食了，我们就急得不行。”朱欣回忆。

　　因为鱼儿难以养大，科研人员只能将刚出膜的鱼苗倒进江中。“希望它们能够在自然环境下存活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国际上当时都这么做。”

　　水质、水温、食物、鱼病防治、养殖密度……坎，一个接一个。

　　1994年，研究所为准备研学活动，布置了玻璃缸鱼苗展区，幼鲟竟活泼起来了！朱欣发现，中华鲟在池底游动，娇嫩的肚皮极易被擦伤。伤口虽然在显微镜下难以发现，但容易感染。

　　很快，鱼苗从水桶、水盆、水泥池中“搬家”到玻璃缸，开始扭尾游动，努力长大。

　　1995年，中华鲟研究所在国内率先突破大规格幼鲟的培育技术，将规模化培育幼年中华鲟的成活率提高到70%以上。

　　他曾记得救护过一条被船桨打伤的中华鲟。它的骨板几乎被打成两段，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科研人员将它运回研究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竟然活了下来，重返长江。

　　和朱欣一样，许多研究人员在不同场景下，也感受到这群古老大鱼的生命韧性与活力。“我们只是在种群的艰难时刻，扶一程、帮一把。相信有一天，它们的延续壮大将不再需要人们的帮助。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研究所

　　▲ 准备放归长江的中华鲟 摄影：向珊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官网上，有一条被标亮的数据。134,245——这是人类已知的列入物种保护红色名录里的物种数量。

　　中华鲟，是134,245分之一。

　　1982年，国家成立“葛洲坝三三〇工程局水产处”保护中华鲟，刘勇和一批新入职的年轻人参与了鱼池设计、搬运建材、修缮园区等工作。

　　为了防止鱼儿在池内游动的时候擦伤，他们设计出大小各异的圆形水池，铺上光面的瓷砖，每条池中还有几尾鲤鱼做“清道夫”。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他们要学习苏联专家的鲟鱼催产经验，再根据中华鲟的体征一点点调整剂量。

　　他们的努力，让中华鲟保护迎来“里程碑”式的节点。

　　1984年，研究人员成功利用雄鱼脑垂体催产成功，孵化鱼苗20万尾，并开启第一次放流。

　　1986年，人工激素代替脑垂体催产试验成功，通过捕杀野生雄性中华鲟获得催产素成为历史。

　　▲ 中华鲟坐“滑梯”回家 摄影：黎明

　　随后几年，长江鲟，圆口铜鱼、胭脂鱼等长江特有珍稀鱼类被纳入研究所保护范畴。一批科研骨干走向金沙江，建立起以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为核心，宜昌、向家坝和乌东德实验站为支撑的“1+3”流域化保育基地。

　　退休以后，刘勇从宜昌市中心来到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指导集运鱼设施运维。

　　一条漫长的护鱼路从1982年延伸至今。“四十年来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没有过改行的想法。”他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倔强。

　　他想让每一个物种都被保护下来，“一个也能不少。”

　　江海之上

　　▲ 2000年，科研人员突破无创采集鱼卵（中华鲟研究所提供）

　　2009年，秋冬之交。

　　当张德志和同事们“接生”出世界上第一尾子二代中华鲟时，姜伟没有听见欢呼声。

　　入职中华鲟研究所的第一天，他就担负起最为艰苦的中华鲟野外生态监测工作，上船一漂，就是十年。

　　踏一步，船一晃，晃上四五下，人就从船头到了船尾。眼前是一片茫茫江面，两岸是绵长的缓坡与树林。

　　2016年11月24日，在葛洲坝下游约400米处的江面上，一小团黑灰色颗粒引起了姜伟和同事们的注意，“是中华鲟卵！终于找到了！”

　　这意味着，野生中华鲟种群仍然在顽强地生存。

　　随后一周，中华鲟卵又被陆续找到。

　　还有一次，他们捕捉到了一条成年中华鲟的影象。在双频声呐灰黑色的背景噪声中，一条鲟鱼的白色身影缓慢游过屏幕，“大家激动了好久。”

　　▲ 2011年11月10日，中华鲟研究所在三峡基地开始新一轮的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工作，科研工作人员都在“产房”里盯着鲟鱼妈妈是否开始排卵。摄影：黎明

　　十年来，姜伟一步步推动了监测设备的“进化”——从小船鱼网到声呐，从鱼类标记到环境DNA技术。监测“主场”也拓展到实验室中。设备和技术的升级，让科研人员能够搜寻更深的水下，更广的水系,让人振奋的影像却越来越难以捕捉。

　　近几十年来，河道冲刷、航道疏浚、过度捕捞，长江口滩涂湿地的围垦等工程也导致中华鲟幼鱼索饵场减小。

　　采访中，姜伟数次提到了长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禁渔的政策。“中华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对它的保护，也是对和它共处栖息地的所有生物的保护。”

　　然而，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去接力的任务。网络上急切的情绪，往往会让人忽视现实问题的复杂。“禁渔，是从生物金字塔底层启动恢复，生物多样性会向上反映。中华鲟生活史极复杂，成熟都要十几年。不可能保护两年，它就大批量回来。”

　　他相信，是所有的鱼组成了这条生命的河流。人们越深刻了解它，越去发掘它，问题就会越来越聚焦。

　　好消息是，研究人员对中华鲟在近海的分布有了初步判断。“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中华鲟近海分布的集中区域，目前发现中华鲟在浙江舟山附近海域出现得比较频繁。”研究人员朱佳志介绍。

　　生命地图

　　▲ 已经成活的中华鲟幼苗 摄影：黎明

　　关于中华鲟保护，一场精细到DNA级别的保卫战开始了。

　　一对DNA碱基，长度仅约发丝直径的百万分之一，却以精密的组合，保留着这条鱼对小行星撞地球、金沙江改道、气候变化等重大地球变迁的回应。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对于中华鲟的了解几乎等于空白。

　　“中华鲟保护面临很多技术性问题，光有繁育是不够的。”研究所物种保护研究室副主任杜合军介绍。

　　近年来，科研人员发现，野生中华鲟雌雄比例日渐悬殊。如果能在中华鲟2岁的时候就保持一定比例的雄鱼梯队，我们就能把这错失的10年“补”回来。

　　“想要知道一条鱼将长成‘鲟爸爸’还是‘鲟妈妈’，国际主流研究方法是用针管插入鲟鱼下腹，抽取性腺组织，切片观察。” 但问题是，中华鲟的性腺往往要在8 至10 岁左右才能发育完全。“很多同行都在研究DNA对性别的控制作用，也没有成果。”

　　这是因为，中华鲟的性别基因分散在264条染色体之间，而人类只有64条。“这不仅是大海捞针的问题，就连‘针’都是碎的。”

　　有一天，杜合军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试试RNA？”RNA，是生命体蛋白合成的过程中传递DNA信息的“桥梁”，可以被当做DNA发挥作用的间接证据。

　　一场大胆的探索开始了。研究人员划定了中华鲟性腺附近的臀鳍、背鳍部位，浓缩细胞组织，提取RNA，复制扩增，诱发表达……差异出来了！

　　他们找到中华鲟性别的“钥匙”——SOX9基因。

　　2021年，记录了这份成果的论文发表在了国际水产类研究顶级期刊《Aquaculture（水产养殖)》上。这是全世界第一次通过RNA判定鲟鱼性别。一名审稿人非常振奋，将其评价为“概念上的创新”。

　　杜合军至今记得导师的话，“中华鲟的保护意义重大。你肯定会吃很多苦，但是对于鲟鱼研究非常有意义。”

　　每届世界鲟鱼大会上，杜合军的发现总会引起世界同行的关注。全球的27种鲟鱼中，有23种濒临灭绝，17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度濒危。

　　杜合军团队通过中华鲟全基因组测序工作，在基因水平上，将中华鲟这条“枝干”连入鱼类生命演化的大树中，去超越单一物种保护，回答一些关于鱼类演化、物种进化的宏观问题。

　　这其中包含了太多未解之谜，更多的问题迫在眉睫。正如他所说，“总要有人去做一些急迫的事情，这个社会才能更好。”

作者：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