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巨大的矛盾必会影响电力市场的正常运行。火电企业无法将煤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正常地传导给下游用户，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亏损，以设备维修等名义尽量少发。中国目前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可是“电荒”屡见不鲜。2011年最大电力供应缺口达3000万千瓦，尽管当年新增装机超过6000万千瓦,但电力缺口有增无减，2012年可能会升至4000万千瓦，以3倍于日本的发电装机容量支撑着一个与其相差无几的GDP总量，可见矛盾之巨大影响。
相同的现象美国也曾出现。1996年，美国加州进行电力体制改革，放松管制。最初设想的是，这一竞价上网的改革一定会使批发电价下降，因此还规定了2005年以前的供电公司销售电价“只降不涨”。始料不及的是，2000年天然气用量大幅增加，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近二十倍，发电企业的上网批发电价也因此大幅上涨。但供电公司受制价格管控高买低卖，造成巨额亏损，2001年加州两家最主要的供电商申请破产，导致加州大面积停电，引起日常生活一片混乱，并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究其根本原因，与我国目前的情况基本一样，就是电力市场价格纵向双轨制。
这样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采用纵向一体化的方法无甚益处。加州政府没有将供电公司、发电企业、天然气生产商整合到一起，中国目前所面对的这个体制性矛盾也同样无法用纵向一体化来解决。
我们可以拿电力行业做一个极端的假设，比方对需求侧管理推行全面纵向一体化，将所有的电力用户甚至将每个用电居民都纳入进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天的用电量都由这个电力企业的最高层决定。这样的企业和社会会有效率吗？自由和福利会实现最大化吗？显然不会。只有实行社会分工，实现专业化生产，才可能增加全社会的信息量。全社会信息量的增加又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加快社会转型和进步。
中国发电侧已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发电企业也步入低效率阶段。如果不对五大电力公司及电力市场的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反将国家的煤炭资源不断向五大电力公司集中，使他们的成本压力完全消失，企业的效率将继续下降，连起码的追求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也会消失。更进一步说，如果不能深化电力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即便放开电价管制，获益的也很可能是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电力企业而非全社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甚至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中国目前现实条件下，煤电一体化的可行性面临三个问题：
一、合作方式问题。煤电一体化有两种形式，一是相互合作，现有的煤企和电企组成一家企业；二是各干各的，煤企办电厂，电企建煤矿。
第一种方式最不具可行性。因为没有一家煤企会愿与五大电力公司的任一家整合成一个能源企业，神华不会和华能重归一家，中煤也不可能被兼并，五大电力公司甘愿被整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他如同煤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已归属地方管理的企业，且不说自身有无积极性，地方政府第一个就不能同意。
第二种方式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仍障碍重重。首先，在电价管制的情况下，煤企没有过高的热情投资办电。其次，煤企办电有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门槛，特别在远离煤矿的用电负荷中心，中央和当地的批准难以获得。再加上目前的煤炭资源已基本被煤企圈尽，但电企若不能将自用煤量的30%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没有讨价还价和影响煤价走势的能力。无论从获取资源的角度还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来说，全面一体化都不现实。最后，如果真的全面一体化，各要干到何种规模才算合理？煤企能再办10亿千瓦的电厂，电企能再建20亿吨年产量的煤矿吗？
二、运输瓶颈问题。近10年来，中国铁路货运能力并没有随着煤炭需求量的增长而同步增长，铁路运能已成为煤炭运输中最大的瓶颈。据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铁路运输只能解决其煤炭外运需求量的30%，目前中国煤炭供应最困难的华中地区（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和西南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其困难的原因都是因为铁路运力不足。2011年，华中及西南地区启动了大规模的海进江，尽管解了燃“煤”之急，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亚当·斯密曾说，没有运输就没有市场。在铁路运输目前存在巨大缺口的前提下，谈煤电一体化无异于画饼充饥。新批的蒙华铁路救得了华中，却无助于缓解西南地区的用煤紧张。
三、央企和地方企业的关系问题。推行煤电一体化，可以拿到煤炭资源的只有属于央企的五大电力公司，地方的电力企业很难得到。如果只有占全国装机容量45%的电力央企能拿到资源缓解成本压力，那么余下55%的地方发电企业又该如何生存下去？如果煤电一体化不能惠及所有发电企业，仅仅只给央企带来利益，这既不公平，也不可行。不仅不能解决行业间的结构矛盾，反而加大了行业内部的结构矛盾，为电价改革设置了新的障碍。而全面煤电一体化不可能普及到每一家火电企业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煤电的纵向一体化，还要区分坑口电站的煤电一体化问题。这两个问题不属同一性质。坑口电站的煤电一体化，既不是为了解决火电企业的成本压力，也不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是煤炭资源的优化利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目前用于佐证煤电一体化可行性的代表除了神华一家企业外，剩下的都是坑口电站。如华能伊敏河电厂，同煤大唐塔山电厂，淮南煤业与上海和浙江合作的项目等。
最后要提的是神华模式。神华集团实现了煤电路港航最全面的纵向一体化，这个模式虽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却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国家分拆华能建立神华的初衷，是寄望神华集团在基本能源保障上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但今天的神华，把国家给予的资源全部转入了企业内部循环，如朔黄铁路的运输就基本用于服务自己。天生的逐利性一定会使神华将企业利益排在第一位。纵观这几年疯涨的煤价，以神华为代表的所有大型国企不但没有起到平抑价格、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成了涨价的领跑者和助推器。这本是市场经济的铁律，但我们却给这些国企、央企的脸上抹了太多道德的油彩。这也从煤炭行业的角度说明，煤电一体化解决不了中国电力市场的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
神华既然是个“神话”，那么就不可复制，也不应复制。特别是五大电力公司，不要梦想再造五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