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拖欠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曹仁贤表示，由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太低，导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严重入不敷出。目前拖欠资金已超过3000亿元，导致不少企业资金链断裂、停产或倒闭，欣慰的是最近这个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擅自压低保障性收购小时数。曹仁贤认为，2016年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先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核定了部分存在弃风、弃光问题地区规划内的风电、光伏发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救济措施。但很多地方为了平衡其他电源利益，曲解了法律精神，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自行设定的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收购小时数，远低于国家要求的小时数。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发电成本取决于资源条件和初投资，权益发电小时不够导致了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打击了投资人的积极性。

　　为此，曹仁贤建议，第一是要每年都给可再生能源发展足够的指标，至于个别省设置的非常低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小时，是违反《可再生能源法》精神的。第二是要让各种能源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电力灵活性的改造，特别是火电机组，必须能适应大幅度调峰的要求，所以电力的灵活性改造将成为未来五年能源转型工作的重点。

　　强制光伏、风电项目配置储能设备。曹仁贤说，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可新疆、山东、青海、安徽等地都曾要求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配置一定比例的储能设备。但是，目前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已基本实现平价上网，盈利已被极度压缩，根本无力承担配置储能带来的额外成本。他认为，解决新能源消纳的关键是提升电力系统灵活调节能力，电力系统的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远没有达到极限，过早配置储能系统，发电企业苦不堪言。

　　强制发电企业装备制造业落地。曹仁贤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政绩，利用当地的风光资源坐地起价，要求企业在当地配套投资装备制造业，或变相要求其他投资。这种以资源换产业的地方保护行为国家相关部门多次明令禁止，但目前仍然非常普遍，甚至愈演愈烈，不仅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大幅度增加了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非技术成本。实际上由于市场的蛋糕没有增加，大部分所谓的制造业落地项目，都闲置浪费了。

　　总之，侵害可再生能源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归根结蒂在于地方政府短视的政绩观，在于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还存在误区。同时，规范新能源并网秩序、改善电网灵活性等都是行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

　　曹仁贤呼吁说，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顶层设计，加快相关法律推进、修订，完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落实碳排放约束机制，严格执行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优先上网的基本能源政策，切实保障可再生能源企业合法权益，进而更好地推动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曹仁贤强调，“十四五”期间需要加速我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发展，其作为提高电网灵活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