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下发特急传真，命令全省在建的基建矿井从即日起一律停止建设，山西汾渭能源开发咨询公司分析人员的一份报告称这一命令将影响全省约400座煤矿的建设，按影响半年计，实际减少有效供应8000万吨。

    这一命令以“吸取汾西矿业正升煤业9·28透水事故教训，实行安全大整顿”为由发布，而业内人士多认为，这是山西再次伸出行政之手压产保价的一个招数。9月份炼焦煤价格回升和10月下旬以来的动力煤价格回暖，都不能驱散山西煤炭辉煌不再的浓重阴影，因为行内人士知道，这些现象主要系由季节因素、运能变化等一些外部因素引致，需求不振的大势并未根本改变。

    除了较为剧烈的市场震荡，山西煤炭产业实际还处于一种更深层的震荡中——行政手段粗暴干预经济运行与法治规范冲突后形成的“内伤”，远未平息。

    2013年8月、9月、10月，《中国经营报》记者相继在古交、临汾、吕梁、长治、忻州等地调查采访，与部分县市煤炭工业局负责人、整合后的煤矿负责人及众多“前煤老板”、政府法律顾问等人士座谈，了解到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后遗症在各地皆有，共性明显；因为由“大规模政府运动”造成，解决起来非常困难。

    2013年7月25日，山西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措施的通知”，即媒体所称“煤炭救市20条”。在该通知中，有一条为“解决好重组整合遗留问题”，放在“中期措施”最后一项中，极少有人关注。本报记者于8、9月份在山西的调查采访中发现，此类问题目前冲突较深，且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当年山西各级政府强行插手具体经济事务，遭到质疑。现在，因整合而起的煤矿维权事件和法律争讼频频发生，已成为影响山西煤炭产业生产经营稳定的一颗“地雷”。

    更为复杂的是，这类“整合遗留问题”虽主要产生自2009年始的大整合，但又不仅局限于这次运动，还牵涉到它的“前奏”阶段——关井压产和资源价款改革。

    记者接触到的大量此类案例无一例外都指向一个企业最核心的问题——产权问题。这些产权纠纷一部分由兼并重组本身造成，地方政府替企业作主，代企业交易，在整合中货不由主、并购款流失现象多发，致数年间纠纷不断。另一部分是整合时资产清核环节缺失，原来就存在重大产权争讼的煤矿或煤炭资源，在纠纷未解决的情况下并入新公司，埋下“法律地雷”。

    山西省在2002~2008年这段时期，有两个主要的煤矿管理和煤炭资源管理方向齐头推进，一是淘汰落后产能，关井压产运动，二是自2004年开始试点、继而在全省范围推行的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两条“战线”均由变化频繁的政府政策强制推行，远离法律框架，加之基层政府操作不规范，带来大量法律纠纷。这些纠纷尚未解决，2009年的煤企重组狂潮再次将争讼主体卷入，再给整合产生的新企业埋下产权隐患。

    涉及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本省大政”的经济案件，政法系统原来有“招呼”不许立案，对基层维权活动也以打压、截访为主。近一两年，随着原领导层变动和高压政策渐趋疲劳，一直靠维稳手段压制着的法律问题集中爆发，本报记者在太原、吕梁、长治、临汾、忻州4个地区的部分区县调查，在接触到的大量煤矿中，很多整合矿的部分整合资源或整合资产存在权属纠纷。除本文提及的长治郊区西旺煤矿、交口县李家坡煤矿和柳林县穆家坡及宁武县大廖沟煤矿外，本报记者先后做过部分调查了解的尚有临县工农庄煤矿、临县白家峁煤矿、临县后南沟村红罗坪煤矿、河曲县刘元头煤矿、古交阁上煤矿、尧都区西关煤矿（即蒲县碾沟村大石洼煤矿，属异地办矿）以及交口高远、五台天和、左云店湾等煤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山西持续多年的“关小上大”“资源整合”和最后的煤企兼并重组中，各级政府是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存在的，对关闭矿井以“关闭政策”为武器，给予少量的固定补偿或至今未给补偿；而后将关闭矿资源开采权高价售出。在基层政府实际操作中，因其掌握选择决定关停对象和保留对象的巨大权力，还会产生灰色收入。了解这些操作空间，就可理解为何在许多重点产煤县都有恶意关闭优质资源的事例发生。

    山西出现许多性质相类似的煤矿产权纠纷，成为整合遗留问题，其根源即是由接连不断的政府非法行政行为造成；能否彻底解决，取决于山西各级政府在煤炭管理领域能否向法治管理方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