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日从接近监管层人士处证实了将调整部分贷款风险资产权重的消息。
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子是监管资本，分母是风险加权资产，也就是说，合格监管资本的提升和风险加权资产的下降，都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就此次调整来说，坏账准备金计入风险资本缓冲，提高了监管资本，而部分贷款风险权重的下调，则降低了风险加权资产，这将会提高银行资本充足水平。
为了在国内统筹实施巴Ⅱ和巴Ⅲ协议，银监会于去年5月份发布了新监管标准的实施意见，但关于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出台。
去年年中，银监会曾就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在意见稿中，银监会调高了部分贷款风险权重，并增加了资本扣减项，这将降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当时引起了业内很大反弹。
动态来看，由于银行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新增贷款量，风险加权资产必然逐年递增，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水平合规，在不转移信贷资产的情况下，银行只能进行再融资补充资本，但如今资本市场的低迷状态，令银行再融资难度变大。
事实上，资本充足率和贷存比一起成为了制约银行放贷的两个最重要的监管因素，业内普遍预期监管层可能进行灵活微调。
这种预期在经济增速下滑之时变成了现实，去年年末，市场曾传出新资本监管协议将延后实施的消息，随后本报记者从监管层人士处证实了这一信息，据消息人士当时透露，监管层将考虑从调整风险权重的角度对资本管理办法进行调整。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财经》杂志撰文时指出，如果国民经济不健康，银行经营就必然不稳健，银行利润就成为无源之水。
某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有各种监管指标，但中国银行业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
“金融危机时，国家让银行放贷款，我们看到了有些项目风险很多，但架不住人家天天打电话催啊，”上述风险管理部人士称，“监管指标的实施尺度要放在宏观经济政治背景下审视。”
但新监管标准实施的推迟和微调，并不代表着银监会将摒弃这一方向，尚福林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新监管标准是对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引领，是健全银行业运行机制的一种导向。(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