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和老人家交谈，他们往往梳着服帖的头发，穿着板正的灰色衬衫。他们稳如顽石，却一开口便是江河。他们仿佛刚刚从薄暮里走出来，刚从祖国远去的硝烟里走出来，满身儿赤子铿锵的味道。

有一次大学寒假，不算冷的冬天，我坐在回家的火车上。入夜之后耳朵变得灵光，大叔打鼾的声音从车厢这头飘到那头，或突然响起一阵小孩的哭闹，一杯水由无到有的过程，甚至是窗帘稍稍拉开的声音，都听得格外清晰。迟迟没有入睡的征兆，我直着眼睛扫来扫去，恰好发现对面老人家正看着我。他微微笑了笑，和蔼得像是在看自己家的孙女。

“回家啊？”

“嗯……”

“家在哪？”

“滕州。”

出门在外很容易忘掉父母的那套规则，例如，不要和陌生人讲话。我正因嘴快有些懊恼，老人家又接过了话茬：“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你们那儿…年轻那会，去那块儿当兵。按现在来说应该是个国防生。还帮助你们那修了个水上商场，忘记叫什么善园了…”

“一直挺骄傲，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我最喜欢那个水上长廊，为了那些檐子我们几个当兵的和工人在梯子上趴了四五天…”

老人家有些沙哑，沉沉的语调像是在说一个古老的故事，可抬起头，对上老先生的眼睛，他又是那样的神采奕奕。

像是温水在壶中不断拱起的气泡，童年模糊的印象不断向上翻腾，直到隐隐约约看见那红砖碧瓦、楼台亭阁，“嘭”的一声，记忆打开了。我兴奋地捂住嘴巴，怕“啊”地一声叫出来，我问先生，“我有一点点记得那里，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的。为什么要拆掉呢？”

其实我当下大概了解这其中缘由，无非是庭院深深阻碍了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在报社实习期间，师傅曾给我看过一本相册，名为《城建》。中间夹着一个长页，应该恰好是老先生那个年代。画面左侧，家乡的中心大街也曾长满梧桐，树叶大得可以独自挡住正午的太阳斗大的光斑。再往右，那时候还没有流光溢彩的LED灯，商贩们只管在店铺门前支个板子，写上个“售”字。最右侧，几个穿着绿军装的小伙，在“建筑局”门口合影。他们看起来年纪都不大，袖章上有一个小小的国徽。师傅曾指指他们，对我说，“多亏了这帮人。86年咱这里水灾，学校缺老师，这些人本来是部队派来临时顶一下。到了咱这倒好，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帮忙干这干那的，当时也就都和你差不多大。”

我猜想我眼前这位老人，该是合影中其中的一位吧。

老先生沉默良久，“拆的时候我们都去了，没办法，城市要发展。拆那天我们和几个老哥们，心里特别拧巴。但后来不记得谁说了一句，拆就拆，等好日子来了，还愁没有比这更好的楼！到时候我们再来，再来帮把手！”

“后来年纪大了，我就辗转在各个学校里给学生代课，几乎整个儿中国都跑遍了。当兵那会就觉得老百姓都在我身后，大事小事儿，我得帮着、护着。就想着做点事情，做点儿有意义的事。你一说家是滕州的，又把我那点小念头勾起来。”

就这么听着，鼻头突然泛酸。赶上火车变道，一个颠簸，余光里我看看老人家扭过脸抹了抹眼角藏着的眼泪。

小念头？人到六十，还是想当个保卫者、当个传递者，才不枉活过这一生。这真不是个小念头。我觉得它满怀热情，极其宏伟。

细看老人家的面貌，有些儒雅，没有丝毫戾气。国字脸，普通样式的老花眼镜，三七分的头发。独独是搭在窗边的这双手，十个指头，十粒老茧。

他凝神看我，“以后这世界怎么样，都看你们了……”

约莫是往事伤神，没再往下说。忘记是哪一站，他从行李架上拿上个小布包，朝我摆摆手，便走了。从少年到白头，应该有很多意外、很多渴望搅动过心房。年复一年，这其中有的妥协，有的释怀，而最初那一点小小的念头，第一次被国家赋予的荣光，怕是会长伴一生。

天亮之后到家，我在这小小城市里嗅到了新的味道，那是从过去穿梭而来的，强烈的家国情怀，极其朴素，极其浓烈。

窝在沙发里，一低头做了个梦，梦见了几个耄耋老人，穿着绿色的军装，在一个个恢弘建筑下垂泪涟涟，我好像听到他们说，“我以平生微薄志愿，报效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