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铜川矿工报社工作。记得头一次街头采访，正碰上首都钢铁公司到铜川矿务局招收新工。对于当年正处在“减人提效”、“下岗分流”浪潮中的铜川局来说，“首钢招工”无疑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大事，也是一次难得的新闻采访机会。在矿务局第二招待所的院门口，我凑近一群边走边谈的当事领导身边，找机会东问西问。其中一位同志见状，转而问我，“你问这些干什么？”听到这话，陪同首钢的一位局领导也警觉起来，他停住脚步侧转身问我：“你是谁，是哪个单位的？”

一群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当时还缺少采访素养的我脱口回应；“是矿工报社的——”谁知就这么一句话，竟然让现场的紧张气氛一下缓解下来，大家又继续前行。我回过神来，由此，也第一次单独完成了一篇当年报社获奖通讯稿的采写工作。

进报社熟悉业务和结识同事之后，编辑部派我去报道矿务局党委学习会的情况。当我拘谨地走进机关小会议室不久，局党委书记即笑着招呼其他人说：“报社的小田都来了，咱们就开始吧。”党委书记的这句看似轻松的话语至今仍使我不能忘怀，我感知到铜川矿工报对内和对外的特殊份量。那时不仅局机关每周的生产调度例会要报社派人参加，而且据说局领导每次都要翻看新出的铜川矿工报，这让我们编辑部的所有人都特别看重自己手头的工作。

在铜川地区，市是因煤而设，人是为煤而来。百里矿区百里煤海。可以说地处西北的铜川局时时有生产动态，连片的矿区处处有生活新闻。铜川矿工报不仅起着凝聚士气，鼓足干劲，统一号令的宣传导向作用，而且她还要贴近党心，贴近民心，为大型国企的改革与纾困摇旗助阵。一次，在报社走廊，新任的总编兴冲冲地叫住我，他手里拿着一封读者来信，对我说：“这是表扬咱报社的。信上说，咱铜川矿工报啥时候也敢写批评的稿件了……”总编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笑意。他手里的读者来信，是针对我在矿区采写的一篇反映矿上职工住房困难的报道而写给报社领导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铜川矿务局在企业转型的阵痛中负重前行。当时，煤炭工业形势不好，铜川局生产经营持续困难，市场化经济改革带给老企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一天下午，总编突然通知我，让我代表企业跟随市政府的小车马上去下石节煤矿。我们一路北行，一个多小时后顺利到达矿上，我见证了沿途公路原先设卡乱收费的现象已经得到了纠正。在矿上，党委宣传部的同事负责接待我这个内部人（后来报社总编也连夜赶来），我们都为有政府出面为企业纾困解难而欢欣鼓舞。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铜川矿工报的这次工作任务源于当年陕西省政协在铜川矿务局的一次调研。1993年12月，省政协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题为《一项调查在中南海引起反响》的报道。1994年元月初，国家财政部拨付铜川局的3000万元生产自救款已经到位。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同志事后曾评论说：“在铜川矿务局部分矿井停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提高了此事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那时我已离开矿工报社的履职岗位，虽然编辑部里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和我所尊重的领导。我热爱新闻事业。从事媒体工作的阅历早已大幅度提升了我的个人素养和人生格局。其后，经过广泛认真的调研，我将一份有关铜川矿务局改革转型的建议呈送到时任局长的案头。在矿务局职工代表大会上，我像在凌晨到邮局给省报寄送新闻稿件一样赶写作为职工代表的提案。再其后，就有关于铜川矿务局数万集体职工参加地方社保的问题，为此，局党委副书记在他的办公室单独和我做了面对面的沟通……

往事历历，岁月推移。想起当年我和矿工报的故事就让人心潮起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铜川矿务局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诸多困难，各种挑战迎面而来。可贵的是，那是一个倾听的年代。作为铜川矿工报的一员，我感受到了大型国企的生命律动,以及在改革发展阵痛和创业发展进程中奋进前行的铿锵足音。

有人说，在铜川市南区还没有一座纪念煤城的雕塑，而我说，你看铜煤成千上万户全省最大的职工安置小区，那成片矗立起来的楼群不就是时代倾听中的煤城雕塑吗？

我为发展至今的铜川矿工报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