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进入军阀统治和混战时期。新旧军阀为了争地盘、扩实力，经常打仗，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枣庄地处苏鲁豫皖边界和津浦、陇海铁路的交汇地带，是军阀拉锯战的严重受害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兴煤矿公司的煤炭生产和运输遭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和损失很大。1923年后，煤炭年产量和实际销量大幅度回落，1928年一度被迫停产。因生产不正常，煤炭运不出，中兴公司每年营业亏损都在百万元以上。不仅如此，大小军阀为了筹措军费，经常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搜刮摊派，要求负担过往军队的给养费、招待费、开拔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枣庄驻军有时多达上万人，吃喝拉撒都要中兴公司负担。

另外，“时有成群士兵，携带枪械，强取煤焦，并令抬夫抬往他处发卖，稍有劝阻，即将用武，合计所损颇巨。”好端端一家煤矿企业被军阀糟蹋得濒临破产。中兴公司只能忍辱负重、自尝苦果。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为继续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新旧军阀争夺统治权，急需大量军费，为此，国民党财政部发行了“二五库券”（以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为担保，如果出卖只能收回票面额的70%）。当年7月，蒋介石的军队进驻枣庄。当时中兴公司连年积累债务已达500多万元。为了企业生存，中兴公司明知上当，也不得已向兴业、交通、中南等银行以公司资产作抵押，认购了“二五库券”100万元。并向蒋介石秉陈历年兵匪骚扰之苦，请求给予保护。蒋介石在中兴公司的报告上亲笔批示：“据称该公司历受军阀骚扰，濒于破产，自愿认购库券一百万元补充军需，强求保护等情，具见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分电前敌各军予以保护，并分函财、交两部查照办理，以维实业。”

不久，蒋介石撤军南下，枣庄又落入奉系军阀统治之下。1928年4月，蒋介石的军队再次占领枣庄，要求中兴公司再报效军饷500万元。中兴公司借贷无门，只好硬抗。蒋介石立即下令委派国民党大员俞飞鹏带领人马组成“整理中兴煤矿委员会”，进矿强行接管营业管理权，一方面不准中兴公司自行销售煤炭，一方面在上海登报招标出售中兴公司的存煤30万吨（约售价300万元）。妄图以高压手段胁迫中兴公司交出500万元军费。

5月上旬，中兴公司派代表与俞飞鹏谈判交涉，而俞飞鹏限5月底交清100万元以充军饷。当时中兴公司确实无钱可交，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认为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竟敢“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下令没收中兴公司全部资产，“如敢违抗，定予严办不贷。”

面对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股东会议研究对策，并联系主要债权人——江浙财团的五大银行、华北财团的四大银行共同出面交涉。因为这时中兴公司已欠各银行债务达500多万元。如果蒋介石没收中兴公司，这些银行欠款将无法偿还。为此各大银行联名委托律师登报声明：“银行财团拥有中兴公司存煤的抵押物品权，坚决反对有损债权人权益的任何交易。”要求留煤抵债，并恢复煤炭生产。同时致电“整委会”，要求接管中兴矿权后，履行银行和中兴公司的契约，偿还中兴公司所欠各银行500多万元的贷款。

中兴公司还利用新闻媒体展开宣传攻势。《大公报》发表了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致蒋介石的电文，要求蒋介石认真履行国民政府对内五项宣言中保护实业的承诺。当时的上海银行公会、总商会、全国矿业联合会纷纷公开致电蒋介石，一致认为，没收中兴公司财产没有法律依据，将失去整个实业界、金融界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和合作。

此外，中兴公司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与蒋介石私交甚好的国民政府财政次长钱新之、曾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国民党高官宋子文等要员，直接向蒋介石疏通讲情。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命令俞飞鹏暂缓没收中兴公司。后经过艰难谈判，中兴公司被迫上交“整委会”100万元；没收安徽军阀倪嗣冲和湖北军阀张敬尧在中兴公司的所谓“逆股”26万元，这才平息了“没收中兴公司”的风波。

接受这次事件的教训，中兴公司更加注重借助银行财团的经济实力，利用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在1928年改选公司董事会时，将兴业银行总经理叶揆初推举为董事会长，将一直居间斡旋的蒋介石的财政顾问钱新之聘为中兴公司总经理，使公司生产经营逐步走向正轨。